我们向着有尊严的理想飞升_中南河法制网-法学学习

法静亦水师德沦丧、论文造假、斯文扫地我们向着有尊严的理想飞升《人民的名义》中几次讲到“书生气”，均偏贬义。教书匠出生的高老师听别人说他书生气，就怒，“我都离开学校20多年了，早没书生气了”。似乎，有书生气就不适合走仕途，搞政治。高书记接人待物很儒雅，但除了职业化的微笑，他离教书育人、传道授业的价值偏得已不可以道里计。几乎所有贪腐官员都是高学历、高权力和低情操、低道德的混合体。这当然和缺乏监督的体制高度有关，但如果他们身上多一些有一说一、正直独立、尊重科学而非趋炎附势、泯灭是非、丧失底线的书生气，是不是至少可以做到夜夜安枕？我们可能是世界上少见的一个国度，一方面高度强调读书和读书人的价值，一方面又会习惯性地嘲笑、周期性地惩罚读书人。这两面实际是相关的，就是把读书完全工具化、功利化、经世致用化。如果有助于功利目标的实现，则“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果靠满腹诗书、书生意气实现不了功利目标，则“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在社会上，书生气的贬义，大体来自“书呆子”、“迂夫子”、“腐儒”、“学究”、“傻气”，和不明利害、不懂变通、不通人情世故、知书不知人是同一意思。读书人“食而不化”是有的，但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之所以被贬低，是书本上学到的“应然之理”敌不过现实中的“实然之力”，而他们还要“一根筋”、“认死理”、“眼中不揉沙子”，挡人家的道，拆人家的台，于是便被“污名化”、酸腐化。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从知识分子立场来说，读书的目的并不是功名利禄。胡适说过三方面的理由：第一，读书是接受人类的知识遗产，在这基础之上建立更高深更伟大的知识；第二，读书是为了多读书，读更多的书；第三，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流俗的看法，总是说读书人尚空谈，坐而论道，不了解实际，其实读书人的抬杠和固守己见，往往是因为他们亲自做了调查研究，尊重事实，见解独立，不肯昧着良心苟同与迎合。当年胡适跟大学生讲“学问”，说“注重观察事实与调查事实这是科学训练的第一步”，“自己去采集标本，自去观察调查，例如本地的人口、风俗、出产、植物、鸦片烟馆等项的调查——还要注重团体的互助，分工合作，做成有系统的报告”。受过科学训练的读书人，一般不会昧于事实发言。多少年来，我们看到的问题主要是，秉笔直书的东西常常被当成书生气，揣测迎合的东西却总是游刃有余。胡适观点的核心，是把读书和知识的传承联系起来。他说，蜜蜂虽能筑巢，能发明，但传下来就只有这一点知识，没有继续去改革改良，以应付环境，没有做格外进一步的工作。人呢，达不到目的，就再去求进步，而以前人的知识学问和经验作参考。如果每样东西，要各个人从头学起，而不去利用过去的知识，那不是太麻烦了吗？除了传承知识，读书人还要关注和捍卫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公共价值。“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士的传统。倘若没有这种关切，不维护社会公义，那就不是真正的读书人。南宋时的陆象山曾说，“若其心正、其事善，虽不曾识字亦自有读书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虽多读书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恶耳！”在他看来，“士大夫儒者视农圃间人不能无愧”，这和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观点——“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远比神学博士更能认识上帝”——可谓异曲同工。读书人如果丧失天道良心，就会堕落，用王阳明的话，“今世士夫计逐功名，甚于市井刀锥”，“士皆巧文博辞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犹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看看今天知识界经常冒出的师德沦丧、论文造假、斯文扫地等新闻，真不知道，他们视农圃间人，能无愧乎？书生气是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理解书生气。我理解的书生气，是一种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现代社会赖分工而兴，其原理非常简单，就是亚当·斯密说的，“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分工带来专业化和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如果各行各业的信用、信任不能建立，交换的效率就会大受影响。这就需要发挥“无形的手”的作用，通过自由交换实现优胜劣汰。而长期来看，优胜者必定是具备更高更好的专业能力的人。日本的大前研一在《专业主义》中强调，专业人士需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专业修养、丰富的经验、不断学习的意志、勇于承担授权风险的能力，特别需要“对顾客信守诺言，以顾客为中心的道德观和修养”。他援引“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以说明，道德操守是专业人士（Professional）必备的品质。《人民的名义》中多次闪现检察官誓词。各行业的誓词就是标尺，镜子，行动指南。各行业分工不同，但所有誓词的精神是一致的，即现代文明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由以上这些梳理，如果我们把书生气界定为一种知识传承能力、为公共服务的理想和专业的精神与态度，则今天中国的行行业业，不是书生气太多，恰恰是太少。像1957年的黄万里那样，在三门峡工程即将动工时，舌战群儒七天，反复申述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会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因此“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像他这样的读书人，是多了还是少了？当年黄万里上书，说三门峡问题并无高深学问，而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类似这样的“黄万里之问”，今天在许多方面，比如吏治方面，仍可问出许多。读书人心情舒畅，能充分发挥作用，方为国家民族之福。书生气代代不绝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言语无味。”这是书生气。 1923年，20岁的吴国桢从美国格林内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后，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教务长面试时看到一脸孩子气的他，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吴国桢答道：“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他因此言立即被录取。这是书生气。 1929年，在哈佛大学读硕士的贺麟在日记里写：“以后务须随时随地牺牲一切保持自己的内心自由和self-respect（自尊心），要无一时忘掉了以诚接物，更要无一时忘掉了求真理说真理的使命。”这是书生气。蒋梦麟在怀念北大老校长蔡元培的文章中说，“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平淡冲和。但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这是书生气。而环顾今天的高校，校长院长，对上对下态度不一样是常态，遇到大事没有主见定见、但求唯上而无过是常态，他们知识很多，但书生气很少。 2002年12月，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公布2003年院士增选计划时说，如地方领导为使本地专家当选为院士而“打招呼”，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他举例说，某省一直没有专家当选院士，该省领导迫切希望能在增选过程中实现“零的突破”，就主动向工程院学部打了“招呼”。本来该候选人可以当选，却因这个“小动作”被取消资格。另一位候选人已通过资格审核，“几乎当选”，却被揭发曾向主席团成员赠送了一件礼物，因“贿选”之嫌被当即取消资格。这是书生气。如果我们身边充满择善固执的书生气，明天是否更好？书生气有助政治清明我相信，政坛有更多书生气，政治会更加清明，官员离习近平的“不忘初心、坚守正道”、“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的要求，会更近。在习近平看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有了学习的浓厚兴趣，就可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变“学一阵”为“学一生”，“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读书有何益处？习近平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浩然正气是孟子最早提出的观念，“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就是说，浩然正气要用正义去培养，一点都不加伤害，就会充满四方，浩然正气要和正义、正道相配，否则就没有力量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都是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书生气有助商业文明我相信，商界有更多书生气，商业会更加文明。私利是人的本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贫与贱是人之所恶，商业发展就是要用和平交换的方式满足人之所欲。但是，取之无道，不义之财，唯利而求，其结果必然“上下交相诈”，害人终害己。所以中国古代向有义利兼顾、义利统一的传统，对于富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发轫之时，以张謇、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为代表的企业家，也都是“文化先于财富”、“道在利先、以义驭利”，这和美国19世纪后半叶那批白手起家的“强盗大亨”（Robber Barrons）并不一样。正是这批以实业报国为理想的读书人，奠定了近代中国企业家商儒一体的形象。和今天中国相当多富豪“言而无文，惟利而已”、“财富先于文化”不同，张謇、范旭东那代人，办企业的第一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可以说都是带着书生情怀踏入商海。范旭东曾说：“我们办实业的人，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和为人类服务的精神，我们为救国家的危亡而办实业，在环境许可之下，不问事业的大小，努力地往前干去。”张謇办企业时已43岁，翁同龢给他创办的大生公司题字，叫“机杼之发动乎天地”。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张謇经商的动机是“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他曾这样自述心路历程，“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现在看，这种轻商贱富的思想并不正确，但张謇身上那种不为私利而为天下大计的决绝，还是让人动容不已。今天中国很多学者教授像生意人，张謇一代的商人则像书生。经商成功后，张謇把积累的财富几乎全用于教育和家乡建设，20多年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工资、分红有150多万两，加上一起办企业的哥哥所捐，超过300万两。在他的倡导和推动，家乡南通建设成了一个带有自治性质、非常现代化的模范城市。而张謇自己每餐就是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别的客人不杀鸡鸭。他应邀去日本考察，买三等舱客票，最便宜，因为“三等舱位有我中国工、农、商界有志之士。一路与他们叙谈振兴实业之大事，乃极好良机，求之不得”。像张謇这样“文化先于财富”的企业家，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能在报纸举行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成为“最景仰之人物”。而环顾今天不少首富，都像是石破天惊冒出来的“齐天大圣”，似乎不需要文化传承，他们的人生价值就是富豪榜上的排名。书生气有助社会进步我相信，有更多书生气，社会也会更和谐进步。研究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学者大都认可，基层的士绅阶层对维系社会和政权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受过圣贤之道教育，参与过科举，可能是读书人、私塾老师、宗族里受尊敬的人，等等。用费孝通的话，他们是“沟通政府和民众的枢纽”。以中国之大，全由官府去治理社会的角角落落，成本之高难以承受。从宋到清，中国人口不断增加，官僚数量的增幅则不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宗族与士绅在基层承担了“扶济族众、化解纠纷、教化子弟”等责任，“把原归官吏处理的部分职责揽纳过去，大大节省了行政治理的成本，延缓了官方严刑峻法对乡村的渗透范围和程度”。在今天，社会的发育，社会的进步，同样离不开各种中间力量、中介力量、基层自治力量、学校、工会、企业组织、社会自组织的努力。没有这种社会自觉和自我管理，凡事仍交由政府，则政权日重、政费日繁都是必然。事实上，大量社会的事务，政府是管不胜管、无力去管的。诸如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制止公共空间的不良习气，靠法治，也靠自觉与自治。而我们周围，见义勇为的似乎越来越少，明哲保身的似乎越来越多，书生的耿直越来越少，变通的圆滑越来越多。最后，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有原则、有定力、不同流、不随意的书生气，有助于更好地发现自己，实现自己。“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书生气让我们永远知道自己的不足而怀谦卑之心。书生气更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引领我们向着有尊严的理想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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