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咪：《清代文书纲要》读书会心得
来源：中近史读书会 作者：中近史读书会 发布时间：2017-05-12
摘要：读书会总结 我主要阅读《清代文书纲要》后半部分，即第六、七、八章。第六章主要介绍奏疏。奏疏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文种，而是臣僚上呈皇帝的各种文书的总称。清代的奏疏除个别文种为独创外，绝大多数都是沿袭明朝惯例。比如：题、奏本章及表，笺等。但是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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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总结 我主要阅读《清代文书纲要》后半部分，即第六、七、八章。第六章主要介绍奏疏。奏疏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文种，而是臣僚上呈皇帝的各种文书的总称。清代的奏疏除个别文种为独创外，绝大多数都是沿袭明朝惯例。比如：题、奏本章及表，笺等。但是无论是在奏疏的格式、使用规定还是运转处理上，较之以前，清代都注入了新的内容与要求。清代臣工上奏的文书主要分为：题本、奏本、奏折与录副奏折。题本与奏本均始于明代，明上书言事凡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有的奏本也可以讲一些公事，如认罪、谢恩、申诉等。所以，在使用范围上，奏本远比题本更为广泛。清代，题奏本的适用范围仅限于高级官员，而且对使用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按其呈报地区的不同，又有通本和部本之分。在京各衙门所上本章称为部本，各省呈报本章则称为通本。乾隆十三年，下令各衙门停止使用奏本，改用题本。但是由于题本文字冗长，处理繁复迟缓，办事效率低。随着奏本的广泛使用，光绪二十七年，改题为奏。至此，明清以来实行近五百年的题本制度，遂告结束。奏折是清代高级官员向皇帝奏事进言时所使用的文书。它不像题本、奏本那样，是从明朝沿袭而来，而是清代独创，并与清王朝的存在相始终。经过朱批的奏折由军机处将原折及其折内朱批抄录一份，并注明该折奏批日期，是为“录副奏折”。由于录副制度一直贯彻到清末，因而形成了大量的奏折副本。他不但可以弥补日期而原折不载，从而具有比朱批奏折更高的史料价值。启，作为正式公文的文种始于魏晋时期，晋时，启已成为大臣普遍使用的上言于皇帝的一种文书；唐时，它是臣僚向皇太子言事的公文；明时，是皇太子和诸王言事用的公文；清前期，则是官府往来文书中的上行文。虽然不同朝代，启所使用的对象不同，但所载内容多为军过大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表笺类文书，由于多为陈情、庆贺时使用，故历来多为溢美之词，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一种工具，所以，表笺并无多少史料价值。清代臣工向皇帝进呈的文书主要是题本、奏本、奏折、表笺。这类文书因文中不同，处理方式也有所不同。本书主要介绍了题本的处理程序、在题本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有通政使司、内阁、六科等职司文书的中央机构参与，而由内阁主管。处理程序包括接受、办理、发抄等。它的主要流程是：题本俱送由通政使司转交内阁入奏。由各省驻京提塘官投递各省衙门的题本和揭帖，送至通政使司，通政使司接收各省的题本后须进行检查，如有违式逾格，到京逾期者，则由内阁请旨申斥或议处。每日通政使司将各省题本送至内阁，由汉本房接收通本，，侍读学士总核后，送满本房，侍读学士经过处理后送汉票签处，侍读核阅后送满票签交由批本处，批本处受到题本，进行登记，送内奏事处，由奏事太监将题本送由皇帝阅览，通本部本批红后，即送收发红本处接受，并转发六科，六科接题本后，按题本内容，抄发各衙门办理，年终仍由六科汇集全年所领红本，缴还内阁，由红本处知会典籍厅，贮入红本库。这就是清代题奏本章处理的基本模式。票拟是内阁代皇帝对内外臣工的题奏本章拟出批复或批办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写在“票签之上，供皇帝审阅定夺。但是明朝的票拟制度也有其弊端。一方面，票拟职权由首辅大臣所独揽，另一方面则是，票拟裁定职权常常落入秉笔太监之手，大权独揽，宦官参政，容易导致政治黑暗。明朝虽然沿袭了明朝的票拟制度，但在具体做法上又防止了明朝的并端。清朝，参与票拟工作的，除了大学士、学士外，还有侍读学士，侍读等官，他们共同为皇帝的最后裁定做出准备。这种分票制度，克服了明代内阁首辅独揽独揽票拟之权而带来的弊端。票拟的程序不断改进，康熙中期，内外题奏本章先送至内阁，由内阁官员详细校阅，拟写草签，送大学士阅定后，令票签处中书缮书正签，然后次日呈送皇帝过目，阅定认可后，再发还内阁批红。这一票拟程序使得太见不得参与期间，从而杜绝了宦官干证的现象，加强了内阁的权力。清代票拟需用满汉两种文字，称为满汉合璧，满文书左，汉文书右。清朝的票签程式大致可分为单签、双签、三签、四签四种类型。所谓单签，即拟具一种处理意见；所谓双签，凡事涉两可，即票拟两种处理意见；所谓三签、四签，凡关系两清之事件，即票拟三种或四种处理意见。在奏折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有军机处、奏事处、捷报处及内阁等职司文书的中央机构参与，而由军机处统一登记办理。奏折的效率高，保密性强，形成了一套和题本截然不同的处理程序。这套处理程序包括呈送、接收、朱批、发抄、录副、缴回朱批等处理手续和制度。奏折不同于题本，它直接由奏事处转呈御前。京内外的奏折，有奏事处接受等级，交奏事太监按照先京外各省奏折，后呈京外各省奏折，由皇帝阅览朱批，于清晨发下内奏事处。内奏事处接到下发的奏折，即依时间先后，将谕旨、具奏衙门及事由逐项登入记旨档。最后交送军机处，由军机章京分送各军妓大臣互相传阅办理。诏令文书是由皇帝或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文书，清代的诏令文书，尽管其名称和种类都承袭明朝制，但在文种的具有应用及其拟制、颁发等方面，又有所变通与发展，从而形成了有别于明代的仅清代所独具的一些特征。清代的诏令文书，有的由内阁颁发，如：制、诏、诰、敕、谕、旨等等；有的由军机处办理。这样，清代在下达皇帝的命令、指示时，便具有了两种渠道和途径，从而形成了与清政权特点相适应的诏令文书处理体系。这样对政务的处理，尤其是对重大机密要务的处理及效率的提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封建等级社会森严，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他的命令、指示，无疑都决定和影响着国家的法令和政策。所以诏令文书的内容，一般较为集中的反映出当时的大政方针，从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皇帝的书写往往不受通常的公文程式的限制，这在客观上反倒使诏令文书相对简单化了。诏令文书主要分为：诏书与制辞、诰与敕、谕旨。诏书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让臣民周知的文书，凡重大事件发生，都要向全国昭告。如：皇帝嗣位，有亲征诏书；皇帝去世，有遗照颁发；维新、立宪等大事发生，颁有维新诏书和立宪诏书。制辞是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性文书。制辞分为两类：一类本身就是独立的文书，如：皇帝祭天地、行大婚时所颁布的制辞；另一类并不是独立的文书，而是某份文件的弁言，其开端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诰：用于戒励、以戒励、晓谕臣民，或用以封赠官僚，均为以皇帝、皇室名义所发布的文书。敕：是上对下有所训诫时所使用的文书，作为独立文种，源自西汉。谕旨：清代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时所发布的命令、指示性文书。根据谕旨的机密程度，分为：明发谕旨、廷寄谕旨。无论明发还是寄信谕旨，皇帝往往亲自书写，因其所用为红笔，所以通常称为朱批。植根于漫长封建社会的文书用语，经历代因革沿袭至清，其用语数量之繁杂，含义之晦涩，均远远超过前朝历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文内，从称谓、起首、行文目的、要求、乃至前后照应，起承转合，处处无不通过公文用语，以体现尊卑贵贱，以维护等级森严。另一方面，公文用语发展到明清之际，在代替断句标点及通过一定的句式以求公文内容表达能更准确无误等方面的作用，客观上又的确是行之有效的，有时甚至又是必不可少的。本书将这些文书用语分为等级关系语、标点代替语、特殊词语三大类。标点代替语指向那些通过公文术语来体现现今意义的标点，客观上起到了句号、冒号、引号、分号等现代标点作用的公文用语。等级关系语即指在公文中称谓对方，明确行文目的、向受文者提出要求时所使用的专用词或此语特殊用语泛指公文中意义特殊的词语及由此所构成的一些特殊句式，这些词语有的用于标明文种，有的用于交代公文运转过程，有的在公文句式结构起到特定的衔接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文书档案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并被各行各业广泛使用，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对散轶历史文书的搜集工作，更好地去利用和管理文书。虽然我国现存的清代文书数量超过了千万件，但是清代却几乎没有为我们留下有关清代文书研讨的著作。为了适应文书教育事业的发展，满足广大清代文书利用者和研究者的需要，姚乐野，雷荣广两位老师总结近年来清代文书的教学经验，结合研究心得，编成此书。它主要研究的是那些产于清代官署中不仅具有成文性，而且按照严格的程式要求，并经过一定处理程序制成的书面文字材料。本书框架明了、逻辑清晰、内容丰富，对于了解清代文书的基本知识大有裨益，作者在对文书的种类、程式、行文关系、用语其相关的文书制度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展现出清代文书本身的史料价值。本书在介绍文书专用名词时，都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加以说明，较强的故事性和叙事性使我在阅读本书时不会因为枯燥而觉得难以理解，各种类型的奏疏、诏书、以及图表都有利于我对清代文书类型与发展过程的理解，在奏疏、诏书的案例中深化了对清代皇权强化的认识。一种社会意识、政府制度的产生都有其依存的政治基础，反映在清朝这一时代的的政治基础则是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随着皇权的强化，尊卑等级制度也越来越严格，本书最后一章所介绍的历史文书用语则是封建等级制度在书写形式上的集中表现。 思想必然受到政治形态、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清代文书扎根于发展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同时也反映着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因此清帝文书对于研究清代社会发展变化具有重大意义，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清代文书纲要》作为研究清代文书的重要工具书，对研究清代文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实乃广大学子学习必备之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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