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立文，师心若父
来源：文字游击队 作者：文字游击队 发布时间：2017-05-11
摘要：生命帐单 昨天晚上已经十一点多了，收到《法律科学》编辑部原来的同事治选兄发来的微信：少华，晚上在院子里见到段老师，他说想见你，难得老人家惦着，……近段时间方便的话，一起坐坐。看罢短信，突然生出些人世的沧桑之感，不禁想起了许多与段老师有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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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帐单 昨天晚上已经十一点多了，收到《法律科学》编辑部原来的同事治选兄发来的微信：少华，晚上在院子里见到段老师，他说想见你，难得老人家惦着，……近段时间方便的话，一起坐坐。看罢短信，突然生出些人世的沧桑之感，不禁想起了许多与段老师有关的事来。 段老师，即西北政法大学已退休多年的段立文教授，曾做过多年《法律科学》主编。他是一位理论造诣非常深厚的刑法学教授，早年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刑法学论文，只不过，段师对于名利之类一向淡泊，并未试图在学界谋取丝毫荣耀，所以也就没能博得显赫的声名。1994年11月，我留校工作两年多后，从校办调入《法律科学》编辑部工作，和段老师坐同一间办公室，一直到他退休。五年多的时间，我们整日相对而坐，一老一少，话不见多，各自安然，如有交流，亦多通畅，并无代沟或者观念隔阂。细说起来，段老师可以说是直接影响我人生道路的人，历数生命中可敬诸君，未曾有出其右者。当年读大学时，大一第二学期开始学习《刑法学》课程。第一次上课，只见一位身材高大清瘦、满头银白头发、长相酷似刘少奇的长者走上讲台，那份儒雅气质立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坐着百余人的偌大的教室瞬间安静下来。我当时心里还曾暗想，这不正是我心目中大学教授的形象么。只见教授慢悠悠地说：“我是段立文，你们的刑法课由我来上。本来我没时间上这个课，可干的事很多，但是武步云老师找了我好几次，实在推不掉，只好上了。”听这段开场白，感觉这位老师好像挺牛的，加上他一脸严肃，不由得生了几分敬畏之心。后来才知道，段老师是学校学报《法律科学》的主编，刑法学理论功底非常了得，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授课的义务；他能做我们的刑法老师，完全是武步云教授努力相邀的结果。当时西北政法学院的行政法系刚刚成立，这也是全国第一个行政法本科专业，而我们是首届学生，武步云教授是首任系主任。既然是首届学生，武老师当然是寄予厚望的，但凡本系没有合适授课教师的课程，他都在全校范围内邀请最优秀的老师来助阵，段立文老师就是这样被武步云老师硬拉来帮忙的。幸有良师，却又留下了遗憾：本来应该上一学期的刑法总论，最后却只上了一半。那是1989上半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全国很多大学都停了课，从5月中旬开始，我们的《刑法学》就没有再上过。过了暑假，学校统一组织补考，匆匆结课了事。所以，段老师给我们上过的刑法课，我就仅仅记住了第一次，后面的几次全无印象。大学毕业以后，我留校在校办（那时叫“院长办公室”）做秘书工作，办公室行政事务之琐碎繁杂，很快就令我厌烦；整天与各色人等打交道，原本就非我所长，加之遇到某些不那么宽厚乃至非常操蛋的人，常常肆意对待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不免严重地伤害自尊。加之，与我一同留在校办工作的晓东同学，过了半年多就调到江苏去工作了，受此影响，我也渐渐萌生去意。彼时，正是市场经济初起之际，南中国的开发热潮席卷大地，内地人才纷纷流向广东、海南等东南沿海地区。我和另一位留校的同学也蠢蠢欲动，利用暑假，相约到南方，希望能找到逃离校园的机会。但，我们盲目地在广州、深圳、海南、北海跑了一大圈之后，并未找到合适的机会，最终无功而返，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学校继续上班。期间，远在宁夏的父母曾动员我回老家工作，并已在那边做好了人事铺垫。就在我一面苦闷不堪，一面犹豫不决的时候，段立文老师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到《法律科学》编辑部工作。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立刻高兴地答应。段老师说：“好，你先别声张，等我的消息。”当时校办也极缺人手，对于领导是否放行，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只好无所作为，老老实实等段老师的消息。没想到，事情惊人的顺利，只过了大约一周，段老师就告诉我，调我到编辑部工作的事，校领导已经同意了；条件是，校办近期如果有什么紧急的事，我还得继续帮忙，以为过渡。段老师虽身处学报编辑部这个较为边缘的部门，却是当时学校里一言九鼎的人物，旦有所需，校领导必定全力支持。其中有个缘故：段老师在担任《法律科学》主编之前，是学校教务处处长，只因他患有严重的胃病，而教务处的工作特别繁忙，导致身体常常受累，胃痛频发，所以想换个清闲些的工作，以便养病。于是，他私下里与时任《法律科学》主编王天木教授商量，问是否愿意对调。待王天木教授欣然同意后，再做学校领导的工作，二人便实现了位置互换。众所周知，教务处是学校的核心部门，教务处长历来都是选拔校级领导的热门人选，王天木教授很快就从教务处长的位置升任了西北政法学院的副院长，后来又做了院长。于是，学校里就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如果段老师一直做教务处长，那个升迁机会应该就是段老师的。（后来，我曾向段老师求证过此事，他却态度淡然，他说“编辑部很好啊”，言语之中，并没有丝毫的遗憾。）言下之意，王天木院长欠段老师一个大大的人情。段老师调我到编辑部的事情办得如此顺利，是否与此传闻有关，不得而知，总之结局令人欢喜。至于，段老师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我猜有两个原因。首先得益于已在编辑部工作多年的资深编辑何先生的推荐。何兄长我四岁，却高我七级，留校后就一直在编辑部工作，是编辑部的元老。我留校后，先是住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何兄刚刚从别的楼搬过来住我隔壁，独享一间。尽管他资历老，按学校的规定，住单间也是超标的。与我同时留校的晓东同学很会来事，通过到房管科公关，与何先生成了室友，晓东沾了光可以不必挤四人一间的宿舍，而何先生也不再被认为超标占房。留校半年多后，借着晓东调往外省的东风，我瞅准机会搬到隔壁，与何先生成了室友，由此改善了住宿条件，也结交了一位宽厚博学的好兄长。那时，我与何兄正各自热爱着文学，我整天忙于读诗写诗，何兄则广读文史哲，并尝试小说与纪实文字的写作。所以当编辑部需要一位编辑，段老师让何先生一起物色人选的时候，何先生推荐了我，他对段老师说，我“文字功底不错”。这句话估计起了大用。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在那之前，段老师正好也已经认识了我。因为是在校办工作，我经常负责给校内各部门发放学校的文件，那时年轻乐得跑腿，就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挨着送，换个说法就是，那时我还没有学会官僚机构里发文件都是打电话让别人来取的做派。所以，也曾多次到过段老师的办公室送文件，还有几次，因为需要对外赠送《法律科学》，我去索要新近出版的杂志，觉得老头儿亲切，就聊过几回。每次，段老师都要额外给我个人赠送几本刊物，我很高兴地收下，使得段老师以为我很好学。当我告诉段老师，我上学时他教过我们刑法课，他更是格外地热情起来，显然认下了我这个学生。这次编辑部需要的正是刑法编辑，何兄的推荐加上与段老师的一段师生缘，机会就降临到了我头上。就这样，我到了《法律科学》编辑部，得到了一个很适合自己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六年，期间从未感到厌倦。说实话，初到编辑部时，对编辑工作我根本就力不能胜，看论文时完全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因为无论是大学期间，还是毕业以后，我都没有对自己所学的法律专业真正产生过兴趣，艰深的法学理论著作几乎从未读过。但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一份文字性的工作，而且编辑工作具有很强的自主性，不受他人支配，自由又清闲，很合我意，慢慢的也就安下心来。为了能够尽快胜任这份工作，我买了很多刑法理论著作进行恶补，甚至下了一回笨功夫，将近十年间主要法学期刊上的刑法论文抄了一份完整的目录，以了解刑法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段老师和我一起负责刑事法方面的审稿工作，期间不时对我加以指导，耳提面命，不厌其烦。段师为人乃谦谦君子，温和宽厚，从未因我是学术生手而稍有轻视。对于我怯生生的审稿意见，他也总是认真听取，与我平等讨论。有时，他甚至拿出自己正在撰写的论文，征求我的看法。这份尊重，让我更加不敢稍有怠慢，对每一份作者来稿都小心对待，渐渐地，有了积淀，也就获得了审稿、改稿的自信。做编辑久了，每天看别人的论文，对某些问题，我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加上也要评职称，于是就想，自己何不也写上一两篇论文呢？想法一出，段老师大加鼓励，并就我选中的问题与我反复讨论，最终催生出我有生以来的第一篇法学论文。那篇论文经段老师亲自编发，发表在了我们自己的刊物上。文章见刊之时我惴惴不安，生怕自己的陋见吓着别人，更怕令《法律科学》蒙羞。谁知，过了不久，此文竟然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了。这给了我很大的激励，于是趁热打铁又写了有生以来的第二篇法学论文。第二篇论文耗时两个多月，写得精神高度亢奋，完毕之日志得意满，忍不住对自己刮目相看，便不知天高地厚地投给了《法学研究》。经过两个多月的漫长等待，此文幸运地得到当时在《法学研究》担任刑事法编辑的王敏远教授的肯定，最终得以发表在《法学研究》上。段老师得知此文被录用的消息后对我说：“小周你这是一步登天啊！”有这两次好运气的激励，我竟然糊里糊涂地走上了法学理论研究之路，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人生状态。后来我经常想，如果不是因为机缘巧合到了《法律科学》编辑部工作，我应该不会对法律学术产生什么兴趣；如果不是因为发表了些许论文使得自己的身份越来越靠近学者，我大概也绝不会想着再去读博士以求名实相副。所以我私下里一直认为，段老师不仅是我命里的贵人，也是我事实上的启蒙业师，我的人生道路显然受到了段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按理说，在编辑部里，段老师是我的领导，加之他被很多人认为“面冷”，不苟言笑，我在他面前应该有年轻下属的那份拘谨才对。可是，从一开始，在段老师面前我就没有丝毫来自领导的那种压迫之感；段老师在我面前，在编辑部所有同事面前，也丝毫没有领导的架子。段老师的“面冷”，完全是一种表象，往往让不熟悉的人心生敬畏；等到有深入的接触，才知其古道热肠，待人一向都温和。在学校里，很多人对段老师还有一个误解，认为他不爱理人。后来我知道，其实是因为他眼睛高度近视，看不清人，经常错认，所以后来走在路上干脆不看人，就给人留下个不爱理人的印象。对这种误解，段老师自己也知道，说起来总是一笑置之，走在校园里依旧不看人。段老师经常给我谈起他的人生经历，谈起他如何不情愿地上了大学，如何不情愿地留校，如同父子间的交谈一般。碰巧，段老师与我的父亲正是同龄，甚至连胃病都一样，所以在一个办公室共事久了，自然生出不一般的亲切之感。段师对我，也是百般宽容，从未以工作纪律之类约束、苛责于我。那时我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整日里散漫成性，上午经常九点多、十点才到办公室去，且毫无愧色。我一进办公室，段老师总是悠悠地说一句：“来了。”也不抬头，继续埋头于他的文字劳作。有一段时间，我甚至秘密地在《西安晚报》社兼职半年，一周有两三天总要旷工半天去报社，段老师也一如既往地对我加以宽容。现在想来，完全是自己少不更事，幸亏是厚爱仁心的段老师，若是换个领导，怕是早就给我教训了。在段老师做主编的那些年里，编辑部的氛围特别好，内部关系十分融洽，每一个编辑都热爱着这份刊物，尽心尽力地工作，刊物的影响力一直位于法学期刊前列。各位编辑同事都是爱读书的人，大家常常相约一起去逛书店，有什么好书和心得，都乐于在一起分享。所以，尽管编辑部并没有严格的坐班制度，大家没事还是喜欢到办公室去。各位编辑都年轻，唯段老师算是父辈，在段老师的带领下，整个编辑部很像一个大家庭，谁有什么个人的事情需要帮忙，大家都会集体行动倾力相助。随着上班时间日久，我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大龄青年。那些年我一直是个孤独的文学青年，个人问题一直没放在心上，家中父母开始着急施压，段老师也开始热心地张罗着为我穿针引线，多有撮合。有两次，段老师甚至亲自陪着我去相亲，无奈我心里对这种方式多少有些抵触，也就每每不了了之，终无所成。只是段老师热心不减，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都扮演了一个父亲的角色，当年无知无感，现在想来实在叫人温暖。1998年底，段立文老师到了退休年龄，从《法律科学》主编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又过了半年，就彻底不再到办公室上班了。少了段老师，编辑部渐渐地没有了以前那种家的感觉，尤其是与段老师同处一室的我，更是感觉满心空茫，再也找不到心里的那份踏实安然。幸好大家都住在校园里面，经常还能在院子里碰见段老师，每到编辑部同仁聚餐的机会，大家也都会请段老师一起参加，倒也没有太多分别的意思。后来，段老师被某民办大学聘请，多在外奔忙发挥余热，编辑部的聚餐也越来越少，见面机会就日渐稀少了。段老师退休以后，我又在编辑部工作了十二年，最后还是终于离开，到了南京工作。从那之后到现在，已经好几年没有看到过段老师了。一年多前，我暑假暂回西安，深夜失眠，不免想起以前在母校学习工作时的旧事旧人。当想到段立文老师，突然觉得特别挂念，很想去看看他。于是立刻通过治选兄进行预约（因为久未联系，我没了段老师的电话），其时段老师正忙于装修学校新分到的房子，我逗留西安的时间也已不多，终于未能如愿相见。今年，我又重新调回西安工作，段老师大概是了解了这个情况，所以才让治选兄带话给我相约一见。看到治选兄发来的微信，一时勾起我许多回忆与惦念，感慨万端，于是写下这篇文字。结束之际，治选兄又传来信息：已经约好段老师，明天中午一聚。 2016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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