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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小纯捏着钱跑走的背影，我问小梅她这个外号“七仙姑”的同学在朋友中印象如何。小梅呵呵一笑，说她们在大学期间都跟小纯睡过觉，只有四十公斤不到一米六的小纯是那么娇小，香港学校的床都很窄，但她们开玩笑说两个女同学中间都可以再挤一个小纯。别看“七仙姑”瘦小，她在学校时倒真是个风云人物。大二寒假那年她们几个女同学相约去云南旅游，看到村里的三个老妇人在河边洗衣服，双手冻得青紫，小纯找到村长问了地址，回深圳后就买了洗衣机和电视机快递到村里。大三时，小纯又积极帮助有困难的同学，虽然能在香港读大学的家景都很好，富二代居多，但也有个别的学生家庭贫困，或者读着读着家里突然遭遇变故一下破落了。小纯经常用她做代购等生意赚的钱资助同学，她也没向家里要钱，假期就留在香港打工，十六岁后就再没有让养父母给生活费了。她因为多次捐助同学，被学校评选为慈善爱心大学生代表，还接受了香港和深圳卫视的采访呢。 听了小梅的一番话，真让我吃惊不小。原来九零后的小纯真没有吹牛，她活得独立又充实，朋友们不但吃喝玩乐想到她，更欣赏她的生活状态。 小纯将手上的五十美金输光后回到游戏厅来找我们，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赌运，从来都是输得精光，好在她每次都在身上放五十美金，绝对不多拿钱去翻本。我笑她赌场失意看来情场要得意了，她听了仿佛真相信这话，认真地说，像她这样迟钝晚熟的女子，要是能遇到一个喜欢的男票就好了。爱她的人不在乎她的青春痘，也不用跟团旅游，只要与她背上包包牵着手就够浪漫了。大学时，请她帮忙做作业的男生也许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找一个接近她的借口罢了，而她却只想着挣钱独立，完全是低情商，还一港币一个字呢，哈哈。 在日本和韩国旅游期间，我和小纯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她甚至邀请我去她在深圳租住的别墅玩，看她绘的漫画和制作的小工艺品，品尝她学做的西式早点。她将那租住的别墅命名为“乌托邦”，做了LOGO和二维码标志，让朋友圏里的人扫码加入，她在QQ和微信里招聘孩子和年轻人来她的“乌托邦”参加培训，办一次班只收六到八人，她尽心地教他们学习技艺，把自己的创新和动手能力传递给他们。 我拿出手机，扫着小纯的二维码，看着眼前三个飘洒的艺术字体“乌托邦”，感觉冥冥之中真有不可言说的缘分。 赴日韩旅游之前，我刚在国家图书馆看完英国空想家托马斯·莫尔的不朽巨著《乌托邦》一书。因为干着司法工作，对书中的法律思想印象深刻，莫尔针对当时盗窃都被判处死刑的严酷刑法提出：“凡是解释越简单的法律，也就是最公正的法律。”他对十六世纪初期英国的社会现实极度失望，主张了很多法律条文，但对律师却充满偏见，莫尔在书中将律师定义为“是吸着人类伤口活下去的百害无益的害虫”。因此，乌托邦不需要律师。莫尔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对律师的这种咬牙切齿的痛恨是有一定渊源的，也契合了如今社会进程中的律师这种职业在推动法制方面的正反效应。 我告诉小纯，乌托邦里有几句名言对我影响极深。比如：“强迫和威胁人人都接受你心目中的理想，那是既蛮横又愚笨的”、“既然你能够仰望星辰，为什么要去在乎钻石的微光？”、“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信仰而受到责备。” 小纯告诉我，她其实没看过这本书，也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在中学课本里学到“乌托邦”这个词，取其“好地方——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东西”这种寓意，更进一步来说，就是她把自己的“乌托邦”想像成世外桃园的理想地。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道德和法律都不沾边，与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和剥削也不搭界。不过她听说了“乌托邦式”的爱情，是那种超越种族、家世、背景、学历、钱财、权利甚至容貌、身材的纯粹美好至极的情感，她倒是非常向往。 其实，“乌托邦”彰显了人类无限的想象和潜能，是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不满和批判，是对正义、自由、美德等一系列美好事物的向往，是对美丽人生的追求。 我想，人生的成就大不过梦想，人生的梦想大不过见识，从小纯的身上，我看到了九零后女孩子的情怀和努力，真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