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和中国记者，是天然的法治同盟军

中国律师和中国记者，是天然的法治同盟军文/谭敏涛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律师和记者，是法治的天然同盟军，他们虽然操持不同的语言风格，从事不同的职业分工，恪守不同的职业伦理。但是，律师和记者，他们对法治的影响和贡献不分上下。特别是法治记者，更是和律师群体站在一起，他们是一条战线上的挚友，在不同的职业上共同为我们这个国家的法治助力。而中国式冤假错案的曝光，首先离不开记者的报道，离不开记者深入一线的采访，贾敬龙案和明经国案，都是在记者报道下被社会广泛关注。而于欢案，更是因为《南方周末》一篇报道，在社会上掀起了热烈讨论，这在《南方周末》近几年的报道中都很少见。当记者为社会揭开了疑似冤假错案的端倪，下来，就轮到律师上场，律师介入个案，以自身的专业知识为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在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记者对案件跟进报道，共同为社会呈现冤假错案的来龙去脉，让社会为冤假错案而发声，让冤假错案最终得以昭雪。虽然，更多时候，我们有记者的报道，也有律师的介入，但并非任何一起案件都会得到公正的结果。我们保证不了，也不能保证，任何一起案件，只要有记者的报道，只要有律师的介入，案件就会迎来公正。而只能说，当一个疑似冤假错案已经曝光，律师代理案件后也指出案件的各类程序不义和实体违法，但案件依然难以得到公正的处理，这不是的记者的问题，更不是律师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是社会的肌体和正义出了问题，但律师和记者不能就此停止曝光和代理案件，如果这样，社会只会溃败。也可以说，如果一个社会当记者和律师彻底对未来失去信心，我们就得警惕，社会哪一天指不定会爆发革命，无论革命是温和的还是暴力的，总之，革命一触即发，因为，社会上最能让人们实现和看到公平正义的群体都没有信心，谈何让人们对未来有信心。正因此，中国社会现在却存在一种趋势，那就是管控记者，打压律师。调查类记者被迫转行，纷纷从调查一线走到了二线、三线，甚至于退出了调查记者行列，这是一个真相缺失的时代，因为，有人惧怕真相。从汶川地震后，对记者群体的管控，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揭露性、批判性和批评性报道，更是遭遇了灭顶之灾。还有，媒体评论这一块，也是能删就删。法治报道这一块，尚有《财新网》能在一些相对敏感的事件中发声，但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还有，各大门户网站的自采自编队伍被解散，每每发生重大影响事件，我们去前线采访的记者越来越少，这样的社会场景，另一层面，也是在为革命增添砝码。对记者的管控越多，真相越不容易呈现，维稳的压力就越大，总有一天，维稳的极限到了，社会便会走向另一个暴力冲突。而对律师，我们都知道，中国目前有三十万律师，但真正从事刑事辩护，而且，极力维护当事人权益，不搞权钱交易、不坑当事人的，我保守估计，不到一万人，可能，比一万人还会更少。我们现在媒体的“揭黑”报道中，以及在自媒体平台上见到的律师身影和声音，可以说，多是当下中国律师的典型代表，他们极力捍卫社会正义，维护当事人权益，面对公检法违法敢于揭露，面对程序不义敢于对抗，面对实体不公敢于较真。正如我2017年年初向百余名律师征集新年献词一样，我曾“大言不惭”的表示，无论如何，法治是进步还是退步，权力是收敛还是滥用，官员是为民还是为权，司法是正义还是不义，我们都看到了中国律师的努力和付出，这一点足以值得记录。那么，中国律师介入个案，通过个案力促法治，就绝对离不开记者群体的支持和报道。而记者报道法治类案件，报道只要一刊发，记者的使命可以说完成了一大半，下一步，就是律师代理案件，通过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服务，后续的报道，记者可以跟进，但还要看是否受到新闻管控。在中国当下的法治进程中，记者对个案的报道，有利于促进社会关注个案，有利于形成舆论压力，如此，案件才可能朝着利好的方向迈进。有人曾批评，媒体过多的报道案件，是舆论干扰司法，我只想问一句，中国司法的病根和顽疾到底是什么？难道装傻就能根治吗？中国的舆论何时干扰过司法，一直都是权力在左右司法，何时能轮到舆论？别把舆论拔高到可以干扰司法，舆论还没有那么大的威力。而律师通过对个案的代理，通过专业知识为社会呈现个案中的实体不公和程序不义，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看清中国式冤假错案的形成机制和病灶所在，这样，基于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期许，也有助于冤假错案的平反。律师介入个案，记者报道个案，都是以自身的专业知识力促个案走向法治，力争个案获得公正的处理。这一点，律师和记者，他们的价值理念是一样的，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只不过，基于职业分工不同，角色扮演不同，但他们对法治的追求，对正义的渴求，心中都有一个民主法治梦。所以说，律师和记者，是天然的法治同盟军，是天然的法治战友，这一点，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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