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治国的思想方法
来源：华淳道人学习园地 作者：华淳道人学习园地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4-19
摘要：学点政治 2017-04-17 潘维 思想潮 一、认识论：强调意识形态导向还是问题导向？ 意识形态人人都有，但治国不能靠意识形态。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是问题导向，即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抓主要矛盾，让国家在不断解决重大问题中前进。什么是主要矛盾、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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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点政治 2017-04-17 潘维 思想潮 一、认识论：强调意识形态导向还是问题导向？ 意识形态人人都有，但治国不能靠意识形态。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是问题导向，即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抓主要矛盾，让国家在不断解决重大问题中前进。什么是主要矛盾、主要问题？眼下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主要矛盾、主要问题。谁是人民？社会中最广大的劳动者就是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亘古不变的硬道理。民心是什么？民心就是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即信任党和政府竭力为人民服务而非为权贵服务，信任政策稳定、政府言而有信。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的主要矛盾是百姓温饱问题，我们靠市场化把问题解决了，非常成功。自那以后，主要矛盾逐渐演化为百姓患不均。不均导致养小孩、送老人越来越难，也成为官员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老百姓的生活分成四个阶段，被养、养小、送老、被送。养小和送老是百姓生活的核心。社会不平等不是问题，是必然，但社会日趋不平等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因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不平等一直在扩大，百姓养小孩和送老人越来越艰难。社会越来越富裕，体育文化却成了奢侈，百姓越来越不敢花钱、生养、看医生。市场化解决不了这个矛盾，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市场化本身就是矛盾之源，均等化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以解决人民生活面临的最大困难为核心任务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看问题，处理问题，党才接地气、有根基，才是正确的政治方向。 共产党宣称信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相信社会至上而非资本及个人权利至上。对百姓而言，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华大家庭的互帮互助，即壮年帮老年，没病的帮有病的，有钱的帮缺钱的，有知识的帮缺知识的。中华民族的兴衰不在市场，而在“大家庭”这个社会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没有“常平仓”就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兴起。要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现代化，“以（个）人为本”还是“以民为本”，是思维方式问题，也是政治方向问题。 二、经济：强调经济改革还是经济增长？ 市场除了供给就是需求，供需问题要靠市场解决。经济结构转型从根本上说是市场问题。打压第二产业去提升第三产业比例，如同打压第一产业去提高第二产业比例，几乎是自欺欺人。国际市场低迷，出口制造商自然会衰落，自然会升级自己的出口产品。劳动力市场向供方倾斜，劳动力涨价，分明是好事，在什么立场上反而成了问题？廉价品生产无法持续，自然环境也就改善了。 改革企业所有制、耕地所有制是我国的紧迫问题？是大多数百姓要求改革还是极少数人的意识形态所致？短缺靠市场解决，但过剩就要具体分析了。过剩的产品若是垃圾可以靠市场解决，可若是人均依然短缺的牛奶就不能倒掉，得靠政府干预分配来解决市场失灵。谁想要什么“成熟”的纯市场经济？我国分明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来回折腾金融货币政策，来回折腾空洞的经济学概念，不如去改善经济基本面，抓住国际原料和能源价格低迷的罕见战略机遇期，落实一个个能促进公共利益和经济进步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消化所谓过剩产能，在人均基础设施上接近发达国家。 市场与政府两分和孰重孰轻的讨论是笔糊涂账，而且极具误导性。“三生万物”，人民的利益诉求就是三，是市场和政府都要服务和服从的对象。真空里的纯市场只是为帮助理解现实而画的一条“辅助线”。现实里没这条线，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治国靠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政治家能执政，因为有能力实现百姓的具体诉求。百姓日常生活里没有空洞的经济学概念。百姓的基本需求是生活稳定、物价稳定、社会井然有序，再高个层次，就是养小送老更容易而非越来越难。与这需求无关甚至背道而驰的“改革”是极少数人的要求，甚至是意识形态和外国的要求。我党赢得政权，不是因为主义或“辅助线”，不是因为谈论抽象的大众利益或大众过去与将来的利益，而是因为满足人民眼下的具体利益，因为“打土豪，分田地”，因为“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因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三、政治：强调制度还是强调政策？ 当今流行历史唯心主义的“制度决定论”。是有个好制度就有好结果，还是在同样制度下有好政策就有好结果？改制从来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追求，而是冷战后西方对欠发达国家的强硬诉求。既然热衷“改制”还谈何“制度自信”？政策比制度重要得多，我举下面三个理由。 第一，制度是稳定的、长久不变的，但问题层出不穷、随时在变，需要灵活机动的政策来及时解决。立法易，废法难。解决日常问题要靠行政不能靠立法。出了问题就用立法解决不仅是懒政，而且法律必然烦琐、混乱、互相冲突。行政无所适从，就只能怠工。法律繁多不是国家之福，而是国家之祸，所以世界上有习惯法系。我国当前的问题不是缺制度，而显然是以“缺少法律”为名的执法不严、随意。 第二，政策只惩罚犯规的人，且因时、因地、因事轻重缓急而不同，可是叠床架屋的制度却惩罚所有人，而且惩罚诚实，迫使所有人不诚实。因极少数人婚姻欺诈就要立制度，要所有申请结婚的人证明自己未婚，既大幅增加人民的成本，也大幅增加政府的成本。制度门槛高了，政府效率低了，群众办事就得四处托门子，找关系，行贿赂。严惩欺诈者才是正道。“大道至简”。 第三，制度是特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结果，不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原因，不是国家成败的原因。制度貌似是“设计”出来的，其实能立住脚的制度是长出来的，国家出问题主要是政策问题，不是制度问题。美国宪法确实好，却没能防止立宪七十多年后爆发大内战。郡县制确实好，秦朝寿命却仅十几年。科举制确实好，创制的隋朝没活过半个世纪。西汉末王莽热衷照乌托邦大刀阔斧地改制，其教条主义立场遭到了历史的无情嘲弄。强调用全国一刀切的制度去解决问题，忽略政策“试点”，轻视因地制宜，忽略我国各地的巨大差异，就难以调动各地各部门官员的能动性。毛泽东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四、社会：以民为本，动员和组织人民 “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在我国已有三千年了，是中国政治的最大特色。共产党人对这一理念的贡献是坚决拒绝权贵精英们的慈善、施舍，强调依靠群众，以动员和组织人民去推进现代化事业，引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民国期间曾有“乡建”专家组织教育慈善。晏阳初和梁漱溟两人费半生之力才建了几所学校？新中国初兴，我党组织人民掀起办学热潮，至1952年，全国小学的数量已经由1949年的34.68万所，增加到1952年的52.7万所，增长了51.9%，学龄儿童入学率也由1949年的20%左右上升到49.2%。组织起来的群众蕴含着无穷的潜力，他们是有能力推翻“三座大山”的“上帝”，共产党人曾用愚公的理想和带着家人挖山不止的至诚感动了这个“上帝”。百姓是政府的“用户”，百姓的“用户体验”是政府的生命线。20世纪全世界风行民主理念，中国“群众路线”体现的民主是独具特色的。 养小送老的钱从哪里来？从13亿百姓自己创造的财富中来，我党主要负组织责任。每月人均出100元，中国就会是免费医疗的“世界天堂”。但若让保险公司拿走一半做利润，中国就成了医疗的“地狱”。让市场逻辑主导教育和医疗是不道德的，而且会继续扩大差别，加重人民的不满。维护社会稳定靠谁？依靠组织起来的人民，让人民自己维护自己社区的秩序。共产党要为百姓撑腰，组织群众压制社区里的恶霸，不容许极少数人劫持和侵犯大多数人的权益。我们不能再靠雇用越来越多的协警、城管去维护社会秩序和人民权利了。 无论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不仰仗社区自治而能单独治理社会。其中的道理有三个。第一，成本太高，政府财政无法承受这个无底洞。雇再多的临时执法人员也解决不了社会秩序恶化问题，甚至这些临时工本身也会变成社会秩序的大问题。第二，科层机构分门别类执法，管不了小事。人民日常生活的每件小事都在各种法律的边缘和灰色地带，政府不可能对每件小事组织联合执法。第三，法律管大事，人民生活中的小事要依照本地风俗习惯来管。 中国共产党原本极善于组织群众，或者说就是靠动员和组织群众起家的。群众与人民有何分别？有组织的群众就成为人民。共产党不出头组织，其他势力就会来组织，因为群众渴望有组织。自己不去组织，又禁止其他势力组织，不仅违背《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而且政府确实单独治理不了社会。这就是眼下有些基层政府依靠黑社会来办事和维持秩序的原因。而今许多社区自组织基本瘫痪了，群众散了，社会失序了，无赖恶霸在所谓“个人权利”名义下侵犯社区群体利益，以至巨额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投不下去。 以上我从哲学、经济、政治、社会这四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贯穿其中的思想主线是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我们在所有重要的名词前面加“中国特色”这个前缀。可什么是“中国特色”？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为中国百姓的具体利益执政，就是“中国特色”。民本主义是我国万世一系的治国理念。正因为如此，我们信奉“得民心者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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