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冉冉：《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书笔记
来源：中近史读书会 作者：中近史读书会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4-14
摘要：读书会总结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是美国著名汉学家杜赞奇先生于1988年出版的第一本专著，本书曾先后荣获1989 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书中杜赞奇先生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根据1940-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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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总结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是美国著名汉学家杜赞奇先生于1988年出版的第一本专著，本书曾先后荣获1989 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书中杜赞奇先生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为资料来源，以山东、河北两省六县六个村庄为主要对象，重点研究了20世纪前半期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其中，杜赞奇先生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为中国乡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一、权力的文化网络杜赞奇先生在第一章中首先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这是贯穿全书的中心概念。他考察乡村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并将这种乡村权力关系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他认为乡村社会权威即体现在他所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中。这一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的相互关联网。诸如市场、宗族、宗教、水利控制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文化网络”中的“文化”一词，是指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这些规范包括宗教信仰、相互间的感情、亲戚纽带以及是非标准等。 二、经纪统治在英语中，“经纪”是指在交易中起不可或缺作用的中介人，其本身既无褒义又无贬义。杜赞奇先生用这一概念来解释19世纪末期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中介性质的群体，即为“经纪，”这种“经纪”可分为“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两类。“赢利型经纪”是一种视乡民为榨取对象的经纪，“保护型经纪”代表社区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杜赞奇先生认为，晚清政府正是依靠这两种经纪关系才得以实现其统治职能。 三、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内卷化”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克利福德?吉尔茨在研究爪哇水稻农业时提出，指的是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杜赞奇先生在探讨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时，引入了“内卷化”这一概念，这里指的是“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他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政权建设实际陷入“内卷化”而难以突破。“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就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就有的国家及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20世纪推行现代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过去的“中间商”是国家政权和经济建设的绊脚石，企图通过两条途径来改革这种“经纪机制”，一是将包括区乡在内的下层行政职员官僚化，二是国家政权不公开地将某些税收及政府职能转嫁到村庄领导身上，企图以此来摆脱对经纪机制的依赖。但结果是“官僚化”进程十分缓慢且未能彻底淘汰赢利型经纪机制，事实上，一方面是半官僚化、雇员增生、财政需求增大，另一方面是上层政权缺乏控制这些机构和人员贪污中饱的能力，使得国家政权的深入变为赢利型经纪机制推进到社会最下层；国家政权将某些税收及政府职能转嫁到村庄领导的动机也因为国家政权的强化压迫而失败，致使赢利型经纪纷纷钻入村政权以窃取国家转让给村庄的部分权力。政权的现代化发展反而使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即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地方的失控同步增长。税收虽有所增加，政府效益却在递减，只得依靠各种非正式机构征税，这样，国家财政的增幅赶不上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长，国家不仅对这些机构不仅缺乏控制力，还要靠这些机构来推动自己的政策，“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由此而生。 四、国家政权建设失败的原因20世纪国家政权的深入，而实际上却使国家政权陷入了“内卷化”而难以突破。一方面，国家利用一部分赢利型经纪实现其统治职能；另一方面，原有的地方精英上浮，成为乡村政权的领导。这些精英的权力原本是在是在原有文化网络的基础上产生的，一定程度上起着保护社区的功能，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又与原有的文化网络发生分裂。到20、30年代，地方精英纷纷退出地方政权，赢利型经纪实际上控制了地方政权。“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产生，地方政权与原有文化网络完全脱离，而在这一脱离过程的中，国家并未找到一种使乡村领袖和国家政权合法化的传统文化网络的替代物，最终导致了国家政权扩张的失败。纵观全书，我们可以总结出本书的两个特点：一、杜赞奇先生在书中所说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将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的相互关联网以及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结为一体，为乡村社会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二、他所提出的“经纪模式”，生动且易于理解，便于我们对晚清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关系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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