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国家法院与社区法庭
来源：张春生 作者：张春生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4-12
摘要：转载研究 创新其实经常是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翻跟头。比如，媒体报道称，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张立勇正在自己的司法管辖权内推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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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研究 创新其实经常是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翻跟头。比如，媒体报道称，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张立勇正在自己的司法管辖权内推行一场“张立勇新政”，其基本理念是“走群众路线”，其中一项实施方案是推行“马锡五审判模式”。 据说，这种模式是“中国特色”。不少司法官员、法学家对此模式相当感兴趣，比如，何兵教授似乎就对马锡五审判模式情有独钟。这种审判模式一般采取巡回审理、田间开庭等便利诉讼程序，法官以调解为主，司法干部与群众共同断案。按照喜欢它的人的看法，这种审判模式可以打破“司法神秘主义”，让群众参与司法。 其实，民众参与司法的理念本身，远不是中国特色。民众参与的理念与制度，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古希腊各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根本就没有专业法官，法官是全体公民或者选举产生的一般公民。倒是律师比较专业，比如，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哲人西塞罗就是当时有名的律师。中世纪欧洲的庄园法庭一般都由庄园佃农组成法庭审理案件，商人法庭完全由商人组成。现代英格兰、美国普通法制度中的陪审员制度，更是人们耳熟能详。 现代国家出现之后，法院体系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即法院国家化趋势：政府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国家法院系统。这些法院普遍采取专业化模式，由君主或议会从法律专业人士中任命法官，以执行国家颁布的统一的法律。不过，这种法院国家化潮流并未排斥民众的参与。有些国家法院仍然延续陪审制度。更重要的是，在专业化的国家法院之外，基层社会仍然存在着大量非专业化法庭，比如治安法院，所谓“太平绅士”。在美国，州法院系统的大量初级法院属于“限制管辖权法院”，不少法官是非专业的。同时，西方的司法体系也从来不排斥调解。 很多人急于谈论中国特色，但看得出来，司法的“群众路线”谈不上是中国特有的。两相对照，其实可以说，对于司法的民众参与，反倒是中国始终没有找到切实有效、并被人们普遍信服的具体渠道。要找到这样的渠道，恐怕需要打破对国家法院的迷信，区分两类不同法院。 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大多数纠纷都是比较琐碎的。面对这样的案件，但凡有点生活经验的人，都能够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事实上，在前现代社会，此类纠纷也确实是由社会自己解决的。比如在乡村，一般纠纷都由亲戚、长老调解、裁决。在城市，行会经常裁决、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正因为社会自己解决了大量纠纷，政府只给一个县派一位知县，由他负责一县的司法，他犹可逍遥自在，因为，他只需要审理那些严重而复杂的案件。 这一历史经验昭示了司法制度设计的一条根本原理：国家法院没有能力包揽所有案件，其实也没这必要。国家法院的正常有效运转，须以社会透过某种制度化渠道自行解决其大部分纠纷为前提。 在今天的司法场景中，只能看到国家法院，而没有制度化的非国家司法机制。作为基层法院的区、县法院依然是国家法院，法官由政府委任，由专业人士担任——不论是哪个意义上的“专业”。法律规定，他们的职责是严格地执行国家法律，他们不得在案件中适用民间的礼俗和惯例，尽管这本来就是当事人心目中的“法律”。 这样一套法院体系给自己承揽了过多的负担。每个国家法院都有数量相当多的法官，但依然忙不过来。因为，每个国家法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繁琐程序审理每宗案件，哪怕这宗案件十分简单。国家法官被大量机械的审判工作淹没。那些有创新精神的司法官员不得不寻找出路，但在单一的法院国家化模式内打转，并没有找到合理的出路。 合理的出路是打破单一的法院国家化模式，逐渐构建“双层法院体系”。它的底层是形形色色的社区法庭，比如，村庄可以设立村庄法庭，大学可以设立大学法庭，大型集贸市场可以设立市场法庭，商会、行会可以设立商人法庭等。这些法庭由本社区开明而公正之非法律专业人士充当法官，也可以选举轮流担任。因而，它们是民众直接参与司法的制度化渠道。这类法庭可以自行确定自己的程序，并适用本地的礼俗或本行业的惯例，只要能够有效解决纠纷、且为当事人接受即可。 上层则是国家法院体系，即目前的法院系统，当然，这个法庭系统本身也需要改革。因为社区法庭体系已经解决了大多数一般纠纷，国家法院体系的负担就大幅度减轻了，可以专注于那些比较重大、复杂的案件。这样两个法院系统可以各司其职，形成合作关系。与其派遣国家法官走进社区，不如进行真正的制度创新，让民众在其能力许可的范围内自司其法。 (作者系知名学者)原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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