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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每天有无数的日常性事件发生，其中一些行为，直接或间接地为犯罪行为的实行提供了帮助。例如，开饭店，开公交车或出租车、开商场、开加油站等，这些行为本来都是中立无害的。现在假设，有一个人到饭店来吃饭，是打算吃饱了有力气去杀人的;有一个人上了公交车或者出租车，是打算去火车站实施爆炸的;有一个人到商店里买一把榔头，是打算入室盗窃的;有一个人来给车加油，是要开车去抢银行的……如果这些场所或设施的经营者对此“明知”，不仅知道那个人的犯罪意图，而且也知道自己的经营行为会为那个人的违法犯罪，提供帮助或者促进的作用，但是他仍然照常为那个人提供饭菜、提供运输、卖榔头给他、给他的汽车加油……事后来看，经营者的行为在客观上确实对犯罪人起到了帮助作用，是其犯罪行为得以实施的因果链条上必不可缺的一环。从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来看，既然提供支持者认识到了罪犯的行为，又有客观的帮助效果，那么，就应该按照帮助犯予以处罚。但是，这些日常行为的存在和实施，是被这个社会生活接纳、允许甚至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就出现了矛盾和冲突。法律是否应当惩罚这个外表看起来是中立无害的，但客观上又有帮助作用的行为呢? 这就是刑法上的“中立的帮助行为”之争。在法教义学上，这个问题被具体讨论:在何种程度上，一个日常中立的行为，能够被评价为是可罚的犯罪行为?对此，理论上存在很大争议。有较为激进的少数观点认为，中立的帮助行为与普通的帮助犯一样，不存在任何特殊性。帮助犯的处罚规则并没有对某个行业给予特殊的优待。如果认为一种符合交易惯例的帮助方式有别于其他的帮助犯，那么就会在此撕开一道惩罚漏洞，在这个漏洞的范围之内，鉴于这种有利可图而又没有风险后果的划算理由，会形成一种特别有效的刺激，激励人们去提供这种可以出售的支持和服务。 但是，这种不加限制的观点很少得到支持。绝大多数学者主张，应该对中立行为的处罚进行限制。其中，一些观点是从客观构成要件层面进行入罪限缩。理由在于，如果把各种日常行为千篇一律、机械地视作抽象的支持行为，这会导致刑法构成要件的范围不可接受的过度延伸。当一个日常行为能够被公民的一般性行动自由所覆盖和庇护时，客观构成要件的部分就已经取消了。仅依靠剩下的主观部分，惩罚一个提供间接帮助的行为决意，是对个人自由的不被允许的限制。这是要求从事日常生活交往的人，对于犯罪人承担起一种额外的监管义务，或者说赋予其一种对于受到威胁的特定法益予以保护的保证人地位，而这种要求是缺乏根据的，也违背了基本的生活情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