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证人禹某某2014年3月20日陈述（卷宗第二卷第56页-58页）：王某某还没有出来时，他家里人来要车，是魏某某领着来的几个人我记不着了，应该有男的，还有一个女的，当时我在户籍室，魏某某说给所长说了交钱将所扣的车开走。我说得所长证实下，随即魏某某给所长打电话后，所长在电话里对我说，让他们交1万元，车让他们开走，同时将搜王某某的钱让他们给所里打一个1万元（或许是1.14万元）的收到条。所以按照管所长说的收了他们1万元，把搜王某某的钱让他们打了一个领款条，钱没有给他们。所长回来我将他们交给我的1万元和打的领款条交给了所长。 退钱的经过：应是3月16日下午，管所长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一起去象河送礼，他开着车先带我到象河所里，然后我坐着他的车一起去象河村委支书赵金光家送礼，从赵金光家出来，管所长说到乡政府老魏（魏某某）那，在车上管所长给我说有人告他，别人在查的，可能要出事，他说着话将一包东西给我，又说这些是大刀的钱退给人家。大刀爱吸毒，钱交给他的家人放着，等大刀改了再把钱交给他。我就将这包钱接了过来，俺俩去老魏在乡政府二楼的办公室，所长在前面先进的，我走的慢些稍后到，到办公室后见到屋里有魏某某站着，所长及还有两个男的在办公室里坐着，这两个男的其中一个是大刀的家人，因他曾交给我1万元钱，那个收到条也是他给我打的，也曾听管所长说过他是大刀的女婿，所以我对他有印象。我和他们打了招呼后，所长示意我到里面套门内，紧接着大刀的这个家人也进了套门内，我意识到这是退钱的，也没有多想，就随手把管所长给我的钱给这个男子，稍后就出来了，我出来后坐在了办公室，听到对面一名男子说，这事办得很没有面子等类似的话，其它的说什么我当时没有很注意，现在回忆不起来说的啥了，很快俺俩就走了。 7、证人陈某昆2014年8月2日陈述（卷宗第二卷第68页-69页）：2013年12月11日办的王某某吸毒案，这个案件是我得到的信息，当时我们所里和刑警队的人员共同办的，最后这个案件刑警队全部交给我们所办理。主办人员是我和管某某所长。通过尿检和王某军的供认将王某某拘留。我们所的意见是将王某某提请强戒，但有一天管所长让我去福满楼去吃饭，我说不去，他非让我去我也就去了。吃饭的有魏某某、一个姓陈的副乡长就我们四个人，那次吃饭是魏主任为王某某说情的，当时魏主任的原话我记不清了，意思是要求从轻处理不要给强戒了，让放王某某一码。我当时表态的意思是不同意，以争分最重要。因为所办案件得分是主办人员的，公安局提拔，奖励以分为标准。但管所长没有表态，我看这事我坚持是没有用了，那次吃饭场面很不欢快。吃完饭我说我回去睡觉的，我坐管所长车送我回家的路上说，这个案局里有多少个副局长给打电话，又有多少乡党委书记给打电话，他顶不住了。所以这个案件后来我也提请到了法制室强戒，但没有批，后来将王某某放了。一直到他已当上巡警大队长了的一天的下午，他与禹某某到象河派出所，我在院子迎接他，我与他在院子里说了几句话，管所长说王某某这个案有人告他了将的所扣的1.14元退给人家算了，等闲聊了会儿，那时我才知道他在这个案件上又另外收钱了。至于怎么退的我不清楚。 退钱是知道有人查处是一天下午，我与鹏飞值班，管所长与禹某某一块去的。 （三）有关案件证据材料 1、王怀东（宗）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三卷P88 2、证人陈某锋提供的管某某退5.14万元的照片，第三卷P96；郑某某在农村信用社的存款证明，第三卷P94。证实了管某某向王某某退款5.14万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管某某在任泌阳县公安局象河派出所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办理涉案吸毒人员案件的过程中，非法收受他人钱财，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其犯受贿罪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起诉书第一起指控，被告人管某某在办理王某某吸毒案中，所涉及的51400元款中，其中的21400元，象河派出所的其他工作人员均知道，该21400元款确实用于偿还外欠帐了，所以该21400元不应视为被告人管某某受贿。另外30000元，就管某某一人所收，一人知道，被告人管某某收后，既没有上交县局开罚款票，又没有上交派出所让内勤记账存放，所以该30000元，应该是被告人管某某受贿款。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管某某受贿51400元中，应认定30000元系受贿款，其他21400元不应该认定是受贿款。 起诉书第二起指控，因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的是陈某某等人的亲属将50000元交给了中间人高某泽，但高某泽是否将该50000元交给了被告人管某某，管某某和高某泽各执一词。且关于管某某收到50000元后是如何向高某泽退款的事实不清，存在诸多矛盾之处：1、2014年3月16日对高某泽进行询问时，高某泽陈述“不过前天他打电话说有人告他了，也就是你们问我这个事以后，他说我给他那5万元退给我，因为我忙老不在泌阳县城，所以那几天光打我的手机。并不断的从微信上发信息给我，就是上周日傍晚（3月15日），管某某又打电话给我说把钱给我，同时发的还有微信。”，经查，侦查机关系3月9日第一次询问高某泽，但根据管某某的通话清单，3月9日至3月16日期间，管某某未主动拨打过高某泽手机，而是高某泽在3月13日、3月15日主动拨打管某某手机各一次，在3月15日高某泽拨打管某某电话之后，二人互通两条短信，且庭审中管某某对此作出了解释“3月15日前，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换号了，我随手记下，之后看到记了一个陌生号，就打过去，才知道是高某泽，之后发了短信说让有空一块玩。3月15退钱，没有这回事，那天我去象河了。”2、还款的时间，高某泽3月16日的笔录称是“上周日傍晚”，侦查机关标注“上周日”为3月15日，这让人费解，无法说明到底是哪一天退的款，发回重审后高某泽出具说明一份称写成“上周日”系侦查人员写错，因对高某泽进行询问时有三个工作人员在场，侦查人员是否记录错误，不能由高某泽一人证实。3、3月16日侦查人员询问高某泽“管某某给你发的微信还有吗？”，高某泽回答“他让删除了。不过我爱保存资料，用另外一个手机拍录下来的有。”但侦查机关并未调取到微信记录或手机拍录后留存的照片。案件发回重审后，让侦查机关调取该证据，侦查机关仍未调取到，仅出具高某泽的说明“关于管某某退我钱前发给我的微信、短息信息一事，管某某要求我删除了，当时保留的照片也丢失了。”从高某泽的证言可以看出，高某泽对指证管某某收受其5万元贿赂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如果说微信、短信记录根据管某某的要求删除了，那么其2014年3月26日仍表示留存有照片，但随后又轻易将保存的照片弄丢，且现有技术是可以将微信聊天记录及照片等恢复的，但侦查机关却不及时提取这么关键的证据，这不符合常理。综上，高某泽是将50000元交给管某某，以及管某某找高某泽退款的事实均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无法排除高某泽并未将50000元交给管某某的合理怀疑，故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犯罪事实不应当予以认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