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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用支票提取现金的时间是2月5日、6日、7日、9日、10日，金额共计20万元，但孙海涛陈述支付讼争网点价款的时间是3月2日，期间相差20多天。也就是说，孙海涛将20万元现金放在家里有20多天时间，明显不合常理。这是因为，难道20多天前孙海涛就和轩宇公司协商好了要在3月2日购买讼争网点？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在3月2日当天或者前几天开出支票取现？或者将支票直接背书给轩宇公司？如果20多天前没有协商好，那么孙海涛举出的证据的证明力就非常弱，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关于“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仅此证据不能让本院确信这些现金是用来支付讼争网点的价款的。 第五，轩宇公司没有出具正式发票，而是临时收据。轩宇公司并没有所售网点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自然人一次支付10余万元从这样的公司购买不动产，属于重大行为，风险自然很大。面对风险很大的行为，孙海涛本应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但其不防范，不要求轩宇公司开具正式发票，令人生疑，因为临时收据可以不入账，是临时用的，而正式发票必须入账，是正式的，也有据可查。 第六，更为重要的是，收据本身也漏洞百出。1.大小写数额不一致。小写的数额是合同金额“105462”元，但大写的数额却是“壹拾万零伍仟”，后面没有“肆佰陆拾贰元整”。对此明显的不一致，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孙海涛为什么不要求轩宇公司重写呢？2.财会主管、记帐、出纳、审核、经办栏等皆为空白。为什么收款单位上述人员没有一个人签字呢？特别是经办人应当签字。孙海涛对此为什么不提出来呢？这明显不符合收款单位的工作人员书写收据的通常做法；3.落款年月日前皆为空白。这也与收款单位的工作人员书写收据的通常做法不符；4.公章并没有盖在左下角的“单位盖章”处，而是盖在收据的中部偏右处。 第七，鉴于轩宇公司承认收到该款的收据本身漏洞百出，该证据系孤证，没有任何入账记录佐证，且轩宇公司与华镇名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不能确信轩宇公司确实收到该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关于“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的规定，自认的效果仅适用于诉讼的相互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而不能适用于第三人。换言之，第三人不受该自认的约束。本案中，原告是华镇名，被告是孙海涛和轩宇公司。孙海涛和轩宇公司在本案中不仅不是相互对立的一方，而且其诉讼目的一致，就是阻止华镇名对讼争网点的强制执行，故轩宇公司对于孙海涛交付其网点价款的自认，对华镇名没有约束力。因此，仅有轩宇公司的自认，而没有轩宇公司其他证据如入账记录佐证，加之自认的孤证不是正式发票，而是收据，收据本身也漏洞百出，本院不能确信轩宇公司收到该款。 第八，因为孙海涛关于轩宇公司交付钥匙的陈述虚假，而其所举出的收据本身因存在多处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地方，不能让本院形成其在2006年3月2日已经支付价款的内心确信，所以其关于支付合同价款的陈述，虚假的可能性很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综合考虑以上八点因素，本院认定，孙海涛在2006年3月2日并没有向轩宇公司交付105462元网点价款。 （二）如前所述，2007年10月12日查封时，孙海涛并没有占有讼争网点，既然没有占有，其就不享有所谓的“居住的优先权”，更何况网点并不是用于居住。加之孙海涛也没有在2007年10月12日查封前交付网点价款，那么孙海涛现在对讼争网点的占有就不是善意占有，而属于恶意占有。本院这样认定，还有许多证据印证，如孙海涛陈述“先交钱，后签合同”、在孙海涛在场的情况下其在合同上的签名却由其妻代签、合同尾部“孙海涛”签字下面没有写明年月日、合同的很多重要内容空白、取款时间和付款时间相隔过长、收据本身漏洞百出、孙海涛关于房屋钥匙交给谁的陈述相互矛盾，等等。 相反，华镇名申请查封的行为是善意的，合法的。华镇名是轩宇公司的债权人，在轩宇公司不主动履行债务的情况下，其对属于轩宇公司的讼争网点申请查封，请求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查封时查明没有人对该网点占有，现在也查明孙海涛在查封前并没有将网点的价款交付轩宇公司，故华镇名的查封申请合法，人民法院的查封合法，因此，孙海涛的恶意占有不能对抗华镇名的查封申请，不能对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换言之，轩宇公司的债权人华镇名有权对讼争网点申请查封，并请求强制执行。 三、关于在轩宇公司没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情况下，孙海涛与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后果的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轩宇公司没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情况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孙海涛与轩宇公司签订了一份疑点重重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商品房预售，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的规定，该合同无效。由于无效合同自始无效、违法，法律对其进行的是否定评价，因此孙海涛与轩宇公司签订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该合同的风险也只能由孙海涛自行承担。换言之，如果轩宇公司没有债务，或者自己主动偿还债务，不涉及其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问题，那么孙海涛现在占有的网点就是安全的，不会被强制执行。但是，一旦轩宇公司与其债权人发生纠纷，一旦出现本案这样的情况，孙海涛现在占有的网点也可能得不到法律保护。因此，孙海涛遵守法律规定十分重要。假设孙海涛和轩宇公司遵守法律的规定，在轩宇公司具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情况下双方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将该合同办理备案登记，这样，人民法院查封时就能知道涉案房屋是否已经出售。如果知道已经出售，人民法院就会继续审查孙海涛是否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是否实际占有，孙海涛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是否有过错等情况决定是否查封。这样孙海涛的合法权益就会得到保护。但实际情况却是，孙海涛和轩宇公司双方都不遵守法律的规定，在轩宇公司没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情况下双方还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导致合同无法办理登记备案，因此才会出现人民法院查封讼争网点时无法知道该网点是否已经由轩宇公司出售的情况，对此后果，只能由孙海涛和轩宇公司承担，而不能由申请查封人华镇名承担。可见，本案的根源在于孙海涛不守法上。对此，孙海涛本人难辞其咎，由其承担败诉的后果，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 四、关于网点的所有权属于轩宇公司是否有证据证明和一、二审法院是否混淆法律关系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