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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显示，三方约定设立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张仲、安沂华、宁密、马佳年及武警总医院医生王晓东等7人。各方共同提出项目方案，报基金会同意后，由管委会根据项目进度报基金会审核支付费用。但王晓东表示，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一身份。 “转会” “儿童星光基金”成立两月即转至儿慈会，“放款快”成理由 令人意外的是，“儿童星光基金”在成立两个月后“转会”了。 福基会一负责人透露，2011年九、十月间，作为该基金管委会秘书长的马佳年找到福基会，提出将基金转到儿慈会，理由是福基会“放款慢”。 关于“转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邓国胜认为，基金与基金会的关系是“挂靠”，“转会”属于重大变更，如果基金会同意转走，基金管委会又能一致通过，就可以“转会”。 “马佳年过来找签字，有时候签字的领导不在，但她又急着要，那怎么办？”福基会副理事长、“儿童星光基金”管委会主任张仲回忆，福基会本可拒绝马佳年转走基金的要求，但感觉对方可能也有为难之处，最终还是同意了。 受赠方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下简称“儿慈会”)常务副秘书长姜莹回忆，宁密和马佳年找到儿慈会，希望将“儿童星光基金”纳入儿慈会名下。 “她们认为儿慈会更符合基金的定位”，姜莹提到，宁密和马佳年还认为“儿慈会放款快”。 2011年10月11日，儿慈会签署“星光‘窝梦’基金协议书”显示，与其签协议的只有宁密个人，“儿童星光基金”变身“星光专项基金”，宁密身份也由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执行主任变成了“早产儿联盟现任领导人”。 事实上，“转会”也偏离这个基金设立的初衷。福基金将此前募集到的140万余元转给儿慈会时，曾在捐赠协议中明确，这笔善款继续用于脑瘫儿童和孤残儿童救助等工作。但在宁密与儿慈会所签协议中，基金宗旨变成了“开展有关早产儿疾病救治和贫困、残疾等青少年弱势群体的医疗和相关知识普及和救助活动”，脑瘫患儿未专门提及，基金用途也被放大到救助打工子弟幼儿园等项目。 姜莹称，儿慈会与宁密签署的协议，内容系宁密自行填写。 不透明的基金 管理混乱监督失效；管委会流于形式，成员之间不认识不接触 儿慈会官网显示，“星光专项基金”管委会成员共有5人：主任宁密，副主任姜莹、安沂华、杨大伟，执行主任马佳年。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个副主任身份”，看到记者拿到的“星光专项基金”立项决定公告，安沂华非常吃惊。 同为管委会副主任的姜莹说，她既不认识安沂华，也不知道杨大伟，“没有接触过，也没见过面。” “如果成员之间不见面、不接触，怎么决定基金的使用？”北师大珠海分校兼职教授、基金管理专家程刚表示，管委会成员有权知道基金运作情况，如发现问题可向隶属基金会举报。 “星光专项基金”成立后，马佳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善款均随时接受捐款人审查，明细也将同时在福基会、关工委“早产儿互助工程”官方网站公布。 同时“星光专项基金”协议规定：基金每周查账一次，在双方网站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和审计部门的审计。 但事实上，星光专项基金自始至终未公开过详细账本。 2014年2月25日，儿慈会下发的《关于终止星光‘窝梦’基金协议的决定》显示，2013年6月，儿慈会发现“星光专项基金”资金告罄，遂决定终止该基金协议。 在这份终止决定中，儿慈会罗列了“星光‘窝梦’基金”工作缺乏规划、拖欠借款、员工管理不善、不提交工作报告、拖欠基金会费用等七个问题。 宁密、马佳年签字确认了这份决定。 然而，项目早已终止，作为星光专项基金原始发起人之一的安沂华一无所知。 他的记忆还停留在2012年5月，马佳年最后一次从武警总医院拿走了30份脑瘫患儿申请材料，此后再无音讯。 “我们去问，马佳年给的回复是没有人捐款，基金需要‘保底’，给不了。”王晓东说。而基金所有资金告罄是在2013年6月。 也就是说，2012年5月31日武警总医院第三次申请救治款时，基金的账上是有钱的，但没有人给他们放款。 “基金会对这个基金的监管确实存在问题。”姜莹在接受采访时坦承，他们的监管失效了。 畸高的管理成本 基金运转不到两年资金告罄；管理费及行政、人员支出超募集现款一半 管理的混乱和监管的失效，最终带给“星光专项基金”的是夭亡。 儿慈会官网公示，“星光专项基金”募集总额221万余元，其中包括价值67万余元的物资。支出款物总额226万余元。 公示并未注明基金结束时间、款项来源及具体用途。 根据协议，儿慈会和“星光专项基金”按照募款总额的10%收取管理经费，其中5%由儿慈会用作管理经费，5%作为星光基金管理经费。 但儿慈会提供的一份粗略账单显示，基金仅救助了13名包括脑瘫患儿在内的贫病儿童，耗资59万元、19项宣传倡导活动费用共计8万余元，剩余的近86万元被用于管理费、行政支出以及人员支出。 由此推算，星光基金的运行成本超过所募现款总额一半。“今后谁还有信心做公益呢？”8月28日，一名曾为该基金捐款55万元的企业家表示不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