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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涉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国内法，按照法律层级分为四个层面：一是法律，如《侵权责任法》、《海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二是行政法规，如《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三是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国家标准及规范，如1996年农业部《水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2008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四是地方性法律文件。如2010年山东省出台我国首个海洋生态补偿和赔偿办法——《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赔偿管理暂行办法》以及配套的《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评估方法》。我国还于2010年3月建立船舶油污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油污基金制度由国务院审核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全国第二次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会谈纪要》、《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对解决具体争议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海洋污染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 1、目前可参考的技术规范 由于缺乏法律对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范围的明确规定，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范围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赔偿原则，[3]赔偿项目的确定及相应损失的计算方法参考了各部委的部门规章、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解释及会议纪要，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 1996年农业部《水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以下简称“1996《计算方法》”）提供了渔业资源损害赔偿计算方法，但1996《计算方法》第2条规定“天然渔业资源经济损失计算不低于直接经济损失中水产品损失额的3倍”，这样的方法显然不够客观。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8年《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简称2008《计算方法》）做出改进。该标准第6条规定“由于渔业污染事故对国家天然渔业资源造成损失，在计算经济损失时，应将直接经济损失与天然渔业资源恢复费用相加”，并明确“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天然渔业资源恢复费用”。但该标准仅列举了11种具有操作性的“渔业资源直接损失计算方法”，没有天然渔业资源恢复费用计算方法。类似的，国家海洋局2007年《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以下简称“国家海洋局技术导则”）对于海洋生态损害同样采取了列举的方法，赔偿事项包括了海水质量损害、海洋沉积物环境损害、潮滩环境损害、海洋生物损害、典型生态系损害和海洋生态系统损害[4]。但上述规定仅限赔偿系统、不是具体赔偿请求事项。 2、海洋污染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 前文所述技术规范仅作为赔偿事项的参考，当前我国海洋污染生态损害赔偿范围的法律依据是《侵权责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渔业法》等，《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了保护权益的范围，该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权益范围包括权利和利益两个方面，其中，财产权和财产利益均可作为海洋污染生态损害赔偿范围。对此，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对权益保护范围的规定仅做了细化，与《侵权责任法》比较，没有扩大或缩小的特别规定。 2002年，天津海事法院审理了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第一案马耳他籍“塔斯曼海”轮溢油污染赔偿案[5]。结合该案审理的有益经验，及国内目前相关技术资料，笔者初步总结海洋污染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项目）为：（1）、海洋环境容量损失；（2）、滩涂生态环境恢复费用；（3）、浮游植物直接损失；（4）、浮游植物恢复费用；（5）、渔业资源直接损失；（6）、渔业资源恢复费用；（7）、其他游泳动物（非经济作物、生物种群）损失及恢复费用；（8）、生物治理研究费用；（9）、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10）、海洋沉积物恢复费用；（11）、典型生态系损害恢复费用；（12）、由于溢油导致的火灾、安全或者健康危害的预防费用；（13）、海域使用金、税收等国家收入损失（因养殖大面积受损导致）；（14）、监测、勘验、评估费用。 四、海洋污染环境公益诉讼审理困境及经验总结 （一）马耳他籍“塔斯曼海”轮溢油污染生态公益诉讼经验总结 1、设置“公共庭”审理漏油事实，更充分保障法庭调查，事实认定更准确 马耳他籍“塔斯曼海”轮溢油污染损害赔偿诉讼中，天津海事法院共审理了10个系列案件，包括：（1）天津市海洋局提起海洋生态资源损失（除渔业资源）索赔；（2）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提起渔业资源损失索赔；（3）天津市塘沽区大沽地区129名渔民提起捕捞损失；（4）河北省滦南县879名渔民提起捕捞损失及15名养殖户提起养殖损失；（5）天津市塘沽区北塘地区239名渔民提起捕捞损失；（6）天津市汉沽区6名养殖户提起滩涂贝类养殖损失；（7）天津市汉沽区50名渔民提起捕捞损失及1名养殖户提起滩涂贝类养殖损失；（8）天津市汉沽区121名渔民提起捕捞损失及2名养殖户提起滩涂贝类养殖损失；（9）天津市汉沽区48名渔民提起捕捞损失及11名养殖户提起滩涂贝类养殖损失；（10）天津市汉沽区9名渔民提起捕捞损失及2名养殖户提起滩涂贝类养殖损失。其中，天津市海洋局和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系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代表国家提起的海洋环境污染生态损失公益诉讼，其余各地区渔民和养殖户提起的捕捞、养殖损失系普通民事诉讼（私益诉讼）。 通过“塔斯曼海”轮溢油污染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发现，海洋污染案件审理中主要存在两大难点，一是污染事实的认定，包括污染物质排放量、污染物回收量、污染物质品质及挥发量、污染面积、清污剂使用量及使用后果、污染前、后海洋环境的质量状况及后续海洋生态恢复状况[6]；二是损失数额的认定。其中，污染事实的认定是根基，它决定着污染的致害程度以及相应引起的损失数额。在“塔”案审理中，各案件的当事人所体现的诉讼能力是不同的，渔民、养殖户作为普通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诉讼能力较弱，对于大型污染事故，无法提供污染物排放量、影响范围、清污减损量等事实要素的证据，导致其捕捞、养殖受损范围、时间及金额认定的不利。这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应有利益。而另一方面，对上述十个系列案件的事实部分重复审理，将浪费大量审理时间，占用大量司法资源，也不利于判决结果的统一性。因此，在“塔”案中，通过设置“公共庭”审理的方式，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 “公共庭”审理的设计，即考虑到海洋污染案件中，污染事实的要素是相同的，因此，将污染事实，包括污染物质排放量、污染物回收量、污染物质品质及挥发量、污染面积、清污剂使用量及使用后果、污染前、后海洋环境的质量状况作为公共焦点，先行审理，并由所有利害关系方参与，通过法庭审理共同认定污染事实要素的审理方式。在实际审理中发现，环境公益诉讼当事人诉讼能力较强。因此，由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即天津市海洋局和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作为主诉方，各普通民事诉讼原告作为补充，共同就污染事实要素提交证据，并进行庭审辩论。从而，最大限度的查清了案件事实，从程序上充分保障了污染事件受害人的实体权益。 2、损失认定偏于机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