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采野草”被判刑，这是典型的反法治教育
来源：谭敏涛的法律农场 作者：谭敏涛的法律农场 发布时间：2017-05-19
摘要：农民“采野草”被判刑，这是典型的反法治教育文/谭敏涛农民在田间地头采摘几束“野草”，竟然也涉嫌犯罪，任谁都难以想象，这便是发生在河南卢氏县的案件。据《河南法制报》报道，河南卢氏县农民秦某，在自家地里的山坡上采了三株“野草”，居然是国家重点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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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采野草”被判刑，这是典型的反法治教育文/谭敏涛农民在田间地头采摘几束“野草”，竟然也涉嫌犯罪，任谁都难以想象，这便是发生在河南卢氏县的案件。据《河南法制报》报道，河南卢氏县农民秦某，在自家地里的山坡上采了三株“野草”，居然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蕙兰，秦某先被森林公安行政拘留7日，而后，当地检察院不满意，认为秦某涉嫌犯罪，便向卢氏县森林公安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卢氏县森林公安接到通知书后，遂对秦某立案侦查，卢氏县检察院将秦某提起公诉，卢氏县法院最终以“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秦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3000元。 此案一经曝光，立马引发社会各界热议。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之前的“大学生掏鸟案”、“农民倒卖玉米案”、“天津老太太气枪案”、“跨区域用盐案”。这些案件之所以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原因无外乎判决结果超出公众的一般认知水平，被判刑的还都是社会底层人员，而且，罪责远超出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诚如该案嫌疑人秦某的疑问一样，我只不过是采了路边的野草，怎么就被拘留，又被罚款，还被判刑？ 那么，被秦某采摘的蕙兰在国家层面属于重点保护植物，但为何国家没有将蕙兰的生长地划定为保护区域？秦某在自家的田间地头采摘蕙兰，并非在国家保护区域。也就说，秦某在自己地里的山坡上随手采摘了三株蕙兰回家，而后被森林公安知悉，就被行政拘留7日。在此，我很纳闷的是，森林公安怎么知道秦某涉嫌犯罪的？难道森林公安恪尽职守，一直守着这几株蕙兰，就看谁采摘，等到秦某采摘后一举将其抓获？ 再者，当地的野生蕙兰到底有多少？森林公安是不是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将野生蕙兰保护起来，而不是听之任之。若是这样，下一次还会有人再涉嫌犯罪，已经被采伐的蕙兰恐怕也是难以挽回生命，这于保护植物，又有何用呢？法律保护珍贵植物的用意在于让植物存活，而不在于对采摘人治罪。 在此案中，秦某采摘的野草蕙兰毕竟不同于具有明显标志的珍贵动物，让人一下子可以明知，杀害珍贵动物肯定涉嫌犯罪。而秦某是否具有对蕙兰的识别能力，是否具有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蕙兰的故意心态，这都关涉秦某是否构成犯罪。从案情来看，如果真要追究秦某刑事责任，首先必须追究当地政府对蕙兰保护不力的玩忽职守责任，秦某可以随意在田间地头采摘蕙兰，蕙兰还是珍贵植物得到特别保护了吗？ 从报道来看，秦某认为自己采摘的蕙兰是野草，怎么也构成犯罪？这不仅是秦某的疑问，也是普罗大众的疑问。既然主观上认为是野草，客观上也不认识蕙兰，凭什么就断定秦某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呢？又凭认为认定秦某构成犯罪呢？而卢氏县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处长表示，公民如果法律意识淡薄，一不小心就可能构成犯罪。在我看来，这不是秦某一不小心构成犯罪，而是当地的司法机关一不小心涉嫌犯罪。 在刑法层面，刑法明确规定有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那么，什么植物算作重点保护植物，在涉及的国家规定中有《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名录》、《关于保护珍贵树种的通知》，但这两个规定中都没有关于蕙兰的名录，真正将蕙兰纳入保护植物是华盛顿公约《濒危野生植物物种国家贸易公约》，因为中国是此公约的缔约国，所以参照执行将蕙兰也纳入到国家二级保护物种进行管理。 所以，纯粹按照公约来看，只要采摘野生的蕙兰，都可能被治罪。但问题也来了，对于野生蕙兰产地卢氏县，当地村民有无蕙兰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一般认知？是否能认识到采摘蕙兰就涉嫌犯罪？还是说，秦某只是随手采摘，并无蕙兰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一般认知。而这，直接关系到秦某是否构成犯罪。 尚且，对于蕙兰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当地的农业和林业部门有无做好相应的宣传和教育，让当地村民充分认知和了解蕙兰属于国家保护植物，随意采摘可能涉嫌犯罪。如果当地林业部门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只是以治罪来搞普法宣传，这样的法治宣传代价太大，民众消费不起，影响也极坏。 针对此案判决，当地司法机关还认为，无意间采挖了三株“野草”就构成犯罪，使周边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法治教育。在我看来，这哪里是法治教育，分明就是反法治教育。法律的强人所难再次凸显，法律违背人之常情再次体现。虽然最高院院长沈德咏在山东调研时即认为：司法审判不能违背人之常情，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 但我们分析此案便会发现，别说作为农民，就算是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也难以在田间地头识别出蕙兰，更别提蕙兰还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认知。采摘田间地头的蕙兰会涉嫌犯罪，这样的事例不能等同于一般性的犯罪，必须考量秦某的主观心态，如果秦某主观上不认识蕙兰，也没有主观故意，那么秦某无疑不构成犯罪。假设蕙兰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在当地的法治宣传中已经到位，社会各界普遍知晓蕙兰的保护用意，秦某再随意采摘，无疑构成犯罪。 诚如一般性的犯罪，行为人对于犯罪行为的认知属于明知，再进一步，按照一般社会人的认知水平，普通人认为某一行为涉嫌犯罪，那么，行为人从事某一行为再被治罪，这还说得过去。但是，如果某一行为在一般社会人的认知中压根不会认为是犯罪，司法机关再将行为人的某一行为予以治罪，便是典型的法律强人所难和背离人情。 前段时间的“农民倒卖玉米”案便是一个很好的明证，收购玉米需要办证，这属于行政法的范畴，但因为没有办证便涉嫌非法经营罪，而且还要被治罪，这便超出了一般公众的认知水平。更何况，无证收购玉米的人很多，为何只选择极个别的行为人进行治罪，法律的权威和统一如何体现，选择性执法的弊病再次凸显。“采野草”案也类似，比对秦某治罪更紧要的是保护蕙兰，而不是对秦某治罪。 检方针对此案接受记者采访表示，秦某应当知道自己采摘的是蕙兰，原因是同行人员知道，而且同行人员之前就采摘过蕙兰贩卖，据此检方认定，秦某也应当自己采摘的是蕙兰。但据秦某接受记者采访表示，根本就不知道这种草还是国家保护植物，而且，山上也没有任何禁止挖蕙兰的标牌，事发至今，山上仍没有一块警示牌。而且，据秦某供述，他是和同行人员上山采集药材白芨，返回途中无意间发现山脚处有野草，两人分别挖了几株。那么，到底是检方说谎还是秦某说谎，这起案件已经明了，在一个司法不公的社会，面对毫无征兆的犯罪指控，谁又能逃脱？ 更为让人悲凉的是，针对检方指控秦某涉嫌犯罪，法院最终判处秦某缓刑，秦某表示，人家说（我）犯法了，我再辩解也无用，就认了吧。秦某曾与法院交涉判决过重，审判长说，国家法律就是如此规定，判决结果是有些不近人情，但也没办法。秦某说自己没钱请律师，也不再上诉。 这便是底层人员对国家司法的一种“偏见”，人家说我犯法了，我再辩解有何用？是的，秦某再辩解有何用？司法又不是听命于法律及良知审判。司法之外，可以左右判决的东西还很多。特别是在中国的司法审判中，唯独法院的地位最低，所以说，当一个人被公安抓捕，被检察院审查起诉，他被法院判处无罪的几率微乎其微。而秦某很不幸，便是其中一员。 最后，既然蕙兰为珍贵植物，珍贵树木都可以圈起来进行保护，为何当地林业部门不对野生蕙兰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呢？为何不加紧对当地村民进行保护蕙兰的普法宣传呢？如果任由蕙兰被当地农民采摘，而后再选择性的予以治罪，这样的执法环境，不是在保护蕙兰，而是在践踏蕙兰，更是在践踏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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