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破官场用人上的潜规则？转载

学点政治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超常规用人为官场引入“清流”2014年08月08日 16:32:15 来源：《人民论坛》作者：公方彬关于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在某些特殊领域或腐败重灾区，沉疴日久，不“换血”无以新生。面对人才短缺该如何应对？突破观念和体制瓶颈，做到超常规用人是关键。所谓超常规，是指以有力措施将逆淘汰出局者、因保持名节被“冷藏”者、体制外优秀分子、条件限制未及涉腐的高素质人才四种人选用好。　　拓宽选人用人路径的深层动因毋庸讳言，在有些领域，买官卖官较为普遍，甚至成为风气和“规则”。盖其原因，是用人决断者早就蜕化变质，长期把持一方，致整个系统生态恶化，甚至异化。如同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表面看没有多大问题，切入本质后便发现，这里生长出来的粮食已经无法食用。怎么办？必须下大力气改善土壤，并且要以超常规的方式进行，因为一盆净水可以容纳一小杯污水，而一盆污水不会因一杯清水而改善，因此，必须引入清流。清朝时，当乾隆继任大位后，所见官员大都涉腐，最终他接受了“开科取仕，引进清流”的建议，官场生态因此有所改善。　　但是，考虑到有些重灾区往往属于特殊部门或领域，比如专业性、垄断性的，等等，这就决定了很难从外部引入新鲜血液，必须打破常规，突破现行体制机制限制，拓宽人才使用空间，比如重新启用逆淘汰出局者就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因应之策。　　即使从选人用人制度角度分析，打破某些固化的做法也是必要的——不管是基于应急之需，还是制度创新。因为当一种选人用人模式长期不改变，必然趋向僵化。过去的选人用人制度基本能够满足客观需要，但随着形势发展变化，制约因素在增长，原来的选人用人机制的软肋就越来越突出。比如革命战争年代有打胜仗这一刚性检验标准，而单一体制下，社会关系简单，人际关系单纯，人才的能力及素质特征明显，线条清晰。但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社会较前发生了巨变，体制大变化、职业大分工、人才多样性，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固守规则，只能把大批优秀人才排除在体制外，或抑制于体制内。更大的问题在于，在一个狭窄空间选拔人才，不仅会造成社会智力资源的浪费，更会强化权力寻租，也就是买官卖官。为什么一些单位反复出现“带病提拔”现象？就是因为选人用人范围狭窄，特殊情况下甚至选无可选、用无可用，又不得不选、不得不用。　　放眼世界上一些体制机制灵活的国家，一些做法就颇富启示意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其秘诀在于拥有优良人才的选拔机制。他们做到了不拘一格，且十分灵活，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他们将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吸纳党内，尔后委以重任。这些人社会形象好，富于号召力，每选入一个，必影响一片，与此同时又及时淘汰不合格者，从而保证了党员人数不多，但影响力很大，执政基础扎实。反观我们，看似最优秀的人才都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但真正涉及到各级核心领导群体，则是在一个较为独立和封闭的系统内运行，可选择的人并不多。所以，盘活我们的人才资源，优化选人用人机制，以有效措施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和空间是关键。　　这方面，一些历史经验也值得借鉴。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些做法自不必说，“文革”结束后的一些做法就具有启示意义。当时我们党面临干部老化与深陷帮派体系的人众多，短期内仅靠旧有的选人空间无法实现更新，于是邓小平下决心超常规用人，包括在教师中选拔一批人走上领导岗位。这个方式虽然被实践证明利弊得失参半，但却满足了一时之需。今天，我们未必不存在这样的困境，特别是在一些领域，因为个别贪官把持用人权日久，迫使一些人不得不走“潜规则”之路。　　现阶段优化选人用人的路径和对策　　第一要以有力措施选用好四种人才。一是选用好逆淘汰出局者和被潜规则“冷藏”者。这属于应急之策，但也可以发展完善为制度性措施。这一对策不仅满足特殊阶段的人才需要，更能产生价值导向的作用，即让保持道德形象者出主流仍能回主流。西方官员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因道义责任而辞职？未必因为道德高尚，很大程度上社会评价机制使然，因为保持了道义形象就保住了下一场竞争的入场券。我们为什么没有几人主动引咎辞职？因为不管何因，出局后再无入局之可能。所以，打破出局与入局的壁垒，对于改善官场生态和价值取向大有裨益。二是把体制外的成功人士、优秀分子纳入体制内。这属于用人制度上的突破，也应当是必要选择。因为较其他领域，我们的党政官员的选拔范围更狭窄，一般只能在党政系统内进行选拔。难以突破这个限制，将体制外的优秀人才选拔到较高的领导岗位上来，主要原因是受制于观念。所以，在当下用人之际，确有必要更新观念，打破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壁垒，将经济、文化等领域卓有影响的优秀分子，包括海外华人、外籍人士吸收进来。这其实也是维护党执政之举，从政治或执政的角度考量，这类优秀人才若反体制会比一般群众的力量大得多。三是起用一批尚未被“潜规则”污染的优秀人才。这属于制度完善、渠道畅通前的权益之计。由于社会转型等方面的原因，今天已经没有哪个领域绝对纯净，但相比较而言，尚未掌握实权或资源分配权力很少的领域，总体涉腐较浅。所以，从国家智囊体系或大学的专家教授中选拔一批人，直接充实于领导岗位，或许是一股清流。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克服传统观念，即无“从政经验”。其实，无“从政经验” 原本就是一个错误命题，所谓“不会当官”是建立于潜规则盛行的环境和语境之下；当规则清楚时，从政能力还是要看智慧。为什么西方国家的专家教授及各色人等都可以入阁，甚至当总统、首相？就是因为制度完善之后，耍手腕便失去了市场，人人都得依法办事。我党的执政也要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　　第二要努力把人大政协打造成官员成长的舞台和路径，以此改变小范围选领导干部的弊病。这是治本之策，因为“两个固化”即“后备军”制度及重要岗位与非重要岗位不流动，已经严重影响了优秀官员的脱颖而出。前者讲的主要是以往“圈定一部分人”，进行特殊关照和培养，作为“接班人”的领导干部选拔模式；后者指党政系统主要官员，特别是各层级要职多产生于几个重要部门。过早圈定一部分人其实并不利于人才成长，中国历代王朝的储君模式都导致谨慎有余，创新不足；而小范围产生或“近亲繁殖”不利于竞争，甚至容易形成势力范围和利益集团，客观上会排斥更多优秀人才的进入。要解决这些问题，可采取两步走：先让官声好、民众认可度高、已经转入二线的官员回归一线。目前其实已经在这样做，但应扩大范围；此后实行选人用人制度改革，将突破口放在人大政协这一政治舞台，逐步将其打造成官员孵化器，让各种人才到这里来表现，参与竞争，最终实现优选。　　第三要把体制改革与淘汰高级别涉贪官员结合起来，以“拆庙撵方丈”方式实现高级官员群体优化。政治权力运行不能搞理想主义，很多情况下是力量博弈的结果，这就需要借助艺术的手段。比如对那些身居要职、已经失去道义形象、但囿于各种制约因素无法让其去职者，可考虑借国家和军队体制改革淘汰之。简单讲，就是将体制改革与淘汰高级别官员结合起来，搞“拆庙撵方丈”，待时期成熟再重建庙宇。这种做法看似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但对于一些特殊领域，尤其积弊甚深的领域，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GALEEN:让“潜规则”真正潜下去2011年06月10日13:11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什么是潜规则？顾名思义，就是看不见的、明文没有规定的规则，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规则。它最早产生于人们的贪婪和私欲并且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发展壮大，滋生繁衍，如今已经无孔不入地渗入到社会上的各行各业当中。社会各界对待“潜规则”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有的人正义凛然，揭竿而起，大呼倒潜；有的人事不关己，对错不究，闲看天边云卷云舒；也有的人坚决拥护，孜孜不倦，乐此不彼。众多“潜规则”中又以“官场潜规则”的危害性首当其冲，它裹挟着干部按照它的流向前进，一旦有人想逆它而行，就会有被吞噬的危险。使得好的政策难以落实，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官场腐败。这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和威望。因此，打破官场潜规则，消除官场潜规则在干部队伍中的消极影响，是当务之急，是头等大事。笔者研究这个问题可谓动了不少脑筋，提出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抵制“官场潜规则”，致力让“潜规则”真正潜下去。　　要敢于“动真格”，用“法治”的力量让“潜规则” 潜下去。我国的法律受欧洲大陆法影响较深。有些法律的规定，原则性的概括比较多，而具体详细的操作规定则很少。这样就容易造成官员“自由裁量权”的空间较大。近年来，全国各地制定的规章制度也不在少数，但依然不能够从根本上铲除官场潜规则，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制度还不够全面、不够系统，存在一些纰漏，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换句话讲就是没有“动真格”。为此要不断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尽可能使其全面、系统，以弥补显规则的不足。一方面要进一步抓好各项法律、法规的落实，真正把各项制度的建设和落实贯穿于反腐败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需尽快制定《反腐败法》和《监督法》等各项法律法规，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系统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对那些已经不符合现实需要的，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存在冲突的，应予以修订。对于那些胆敢以身试法的腐败分子，要加大打击力度。“治腐需用重典”，要杀几个典型才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要敢于“搞公开”，用“民主”的力量让“潜规则”潜下去。能不能打破潜规则，关键在于用人制度。党内正义之土、有良知的人并不在少数，只是敢于以牺牲自己的前途为代价对官场潜规则进行抵抗的人比较少而已。一旦在党内建立了公开透明的干部任用机制，潜规则将会得到有效的遏制。因此首先要转变观念，端正认识，牢固树立“阳光行政”意识。加强领导干部的民主法制教育，使他们认识到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是其本职工作核心所在，人民授予的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法律的制约。其次要明确行政公开的重点。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特别是要围绕重大决策、重大建设项目、重大设备和物资采购、重大资金使用以及重要人事任免等内容进行公开。再次要推进行政信息公开化建设。信息不对称是产生官场潜规则的一个重要条件。实现“阳光行政”就必须大力推进公共行政信息公开化，使政府行政信息为民众所共享，降低行政信息流转成本。　　要敢于“说实话”，用“道德”的力量让“潜规则”潜下去。“官场潜规则”之所以盛行，跟大家讲话不实在有很大关系，对于上级领导的错误不敢“顶撞”，对于一般同事的错误不愿“指证”，这怎么行？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战无不胜，靠的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因此我们有必要打破这种“和睦共处”的局面，一方面要严格监督，坚持以严格的程序规范用权行为。领导集体研究决定重大问题，必须严格按照会前协调、准备材料、提前通知、充分讨论、逐项表决、作出决策、形成纪要等七个程序逐项推进，任何违背程序，变通程序，加减程序的行为都应受到严肃处理。另一方面要加大举报力度。对腐败圈子要破圈捉囊，将圈子中的囊虫一网打尽，决不允许腐败分子在党内有藏身之地，始终要保持对“圈子”腐败的高压态势。同时还要积极鼓励党员干部与所在单位的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与长期盛行的潜规则作斗争。对那些素质较好、立场鲜明、为了反腐败而牺牲了个人利益和个人前途的，必须及时给予补偿，不能再让这些反腐先锋吃亏蒙冤。让他们知道，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还是讲道德、讲正气的萃岚景珂:透视官场选人用人十大“潜规则”时间：2015/10/10 8:40:21　作者：萃岚景珂自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但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刻指出：“这些年，一些潜规则侵入党内，并逐渐流行起来，有的人甚至以深谙其道为荣，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觉”。显而易见，这番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以笔者之见，透视官场选人用人潜规则，主要有十大表现：一是“任人唯钱”，卖官鬻爵，以“职”论价。在一些地方，盛行“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的潜规则。有人把等价交换的市场逻辑引入官场，卖官鬻爵，以“职”论价，兜售官帽，中饱私囊。有的采取“要想富，动干部；光研究，不宣布”等手法疯狂敛财。比如，多年前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卖官鬻爵，刚当上县委书记就对全县干部大调整，并故意将调整干部时间拉长；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看票子的厚度决定位置升迁”；广东茂名腐败窝案爆发前的几年里，当地买官卖官风气畅行，民间甚至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元至副市长数百万元的“价目表”。在这种氛围内，只认票子不认人，往往“腐败淘汰清廉”。二是“任人唯圈”，想进班子，先入圈子。 “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热衷拉山头、搞宗派，划地域、攀老乡，亲内疏外，拿原则作交易、以感情论是非，对“一起下过乡的，一起同过窗的，一起扛过枪的，同是一个帮的”格外关照。甚至于把腐败共同体中 “一起分过脏的，一起嫖过娼的”视为死党，委以重任。纵观近年来一些落马贪腐高官的背后，多有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帮派团伙”。三是“任人唯亲”，夫贵妻荣，父功子荫。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儿沿屋栋”、“朝里有人好做官，店里有人好吃饭”。在干部任用上，一些人习惯于看背景，讲来头。一些家庭背景深厚的干部，往往“近水楼台先得月”，一般情况下，不需本人操心，也不需要跑官要官，只要能力一般过得去，就可以轻而易举得到提拔，甚至能够一路高升。身份背景对后天发展的影响似乎越来越大，以致让寒门子弟发出，“出生决定出路，拼搏不如拼爹”，“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感叹。比如，原安徽省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就是“封妻荫子”的典型，他的妻子、儿子和两个妻舅，尽管少德缺才，均被提拔为县处级以上干部，堪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这种氛围内，只看背景，不看能力，往往“背景淘汰公平”。四是“任人唯言”，只讲唱功，不看做功。有民谚说，“人喜会说的，狗喜刷锅的”。在一定氛围内，那些能说会道、巧舌如簧、言过其实，善于邀功摆好表现自己的干部，有时要比埋头苦干、沉默寡言、办事较真的干部吃香。因为，他们沽名钓誉、虚报浮夸、善于编造虚假政绩，在炫耀自己的同时，也能给上级有关领导赚足面子。他们习惯把小的说成大的，假的说成真的，方的说成圆的，往往工作还没开始，就说得有鼻子有眼；事情刚有点眉目，就吹得天花乱坠，把准备做的说成已经做的，把正在做的说成圆满完成的。由于他们夸夸其谈、敢于吹虚，往往被视为“思想解放”，进而被委以重任。比如，王怀忠就说过，“数字报大点,没关系,又不交税”。在这种氛围内，往往“油滑淘汰实干”。五是“任人唯面”，注重显绩，忽视潜绩。一直以来，我们倡导干部“凭党性干工作”，选人用人必须拿实绩说话，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不出事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干部岗位上来。然而，干部的政绩有“显绩”和“潜绩”之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潜”是“显”的基础，“显”是“潜”的结果。“显绩”的持续增长离不开“潜绩”的支撑，只有“潜绩”巩固了，“显绩”才有增长后劲。在某种程度上说，“潜绩”比“显绩”更内在、更持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显绩看起来有气派、说起来有“响声”，专注于显绩的干部，往往更容易出成效、被关注、受重用。而“潜绩”费时费力、难以形成轰动效应，那些默默无闻打基础、踏踏实实抓长远的老实人，常常与荣誉无缘、与提拔无份。在这种氛围内，往往“面子淘汰里子”。六是“任人唯顺”，小人得志，贤臣失势。 “不听话，就拿下”，这句颇似黑话的口头禅，如今却成某些地方的官场流行语。一些地方主政官员，唯我独尊，飞扬跋扈，刚愎自用，讳疾忌医，颐使气指，动辄训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近小人、远贤臣”，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变成个人专制。在这种氛围内，往往“小人得志、贤臣失势”。那些曲意逢迎、溜须拍马，对领导言听计从、百依百顺的干部，被认为是“会来事儿”，往往被委以重任。而那些直言敢谏、仗义执言、坚持原则、埋头苦干善于独立思考的干部，往往被认为是“死心眼”、“不识时务”，受到冷落。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小人淘汰君子”。七是“任人唯闹”，不敢碰硬，迁就“官闹”。 “爱哭孩子多吃奶，不哭的孩子少喂奶”。在选人用人的问题上，有的地方领导失之软弱，缺乏刚性，不敢碰硬，迁就“官闹”，以致造成“闹而优则仕”那样一种情况。他们胆小怕事，不敢担当，害怕得罪人，不敢唱黑脸，对一些调皮捣蛋、打打杀杀、无法无天、满身匪气、伸手要官的“官闹”心存畏惧，姑息迁就。对他们的“要官、要权、要待遇”的无理要求，往往有求必应，以息事宁人。而对那些任劳任怨的干部，被认为“好打点”，忽视对他们正当利益的保护和提拔。这种情况似乎在基层比较突出。在这种氛围内，往往是老实人吃亏、“伸手派”沾光，往往“恣肆淘汰本分”。八是“任人唯资”，按部就班，论资排辈。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没有疲劳也有熬劳”。一些能力一般、政绩平平的资深官员，顾影自怜，喋喋不休，动辄拿仕途遭遇“天花板”说事，在领导哪里挂号排队等提拔，往往能够心想事成，却挤压了年轻有为干部的发展空间。这主要和一些人“按部就班，论资排辈”的用人观有关。他们在干部提拔使用上，不是论能力、看水平、凭实绩，而是论资历、看年限、排辈分，根据资历深浅、任职先后、辈分大小，决定干部的提拔使用。在论资排辈这种潜规则的影响下，用人比资历、提拔熬年头，任用干部“不看功劳看苦劳，不论能力论资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资历淘汰能力”。九是“任人唯证”，重视学历，轻视能力。 “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关系最重要，能力作参考”。社会上一度盛传如此这般的升官之道。其中“文凭不可少”耐人寻味。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对干部“知识化”强调较多，强调改善领导班子的知识结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有时往往片面拿学历说事，忽视干部的实际学识水平，一些具有较高学历的人往往捷足先登，一些有真才实学而没有学历的人往往受冷落，这种情况一度比较突出。而实际情况是，人的学识水平有时很难和学历划等号，在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状元”很少，而落榜秀才成为文学巨匠者比比皆是。在这种氛围下，往往“文凭淘汰水平”。十是“任人唯上”，长官意志，一锤定音。 “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由于一个时期以来，民主集中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权力过度集中，发扬民主不够，在一些地方、部门，“党管干部”变成了“党委书记管干部”，集体讨论决定流于形式，用谁不用谁，实际上是党委书记说了算，一把手“一锤定音”。在“任人唯上”的潜规则影响下，一些地方、部门的组织人事部门任用干部，主要看主要领导的脸色行事，或按照领导的意图选拔任用干部，组织意图变成了“一把手”意图，党委任用干部变成了党委书记任用干部，组织人事部门只不过走走程序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专断淘汰民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纵观“这些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听起来悖情悖理，却可畅通无阻，成为腐蚀党员和干部、败坏党的风气的沉疴毒瘤。如果任其大行其道，我们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又谈何好转？”如何铲除这个沉疴毒瘤，构建政治生态的青山绿水？“根本之策是强化明规则，以正压邪，让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来源：人民论坛网谭永旭：五大官场“潜规则”，怎么破？ 2015-09-09 人民论坛网作者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谭永旭斧柯不到处，恶木易成林。“潜规则”是行走在阴沟暗道里的鬼魅邪气，其存在形式具有一定隐蔽性,对用人风气具有极强杀伤力，一旦获得滋生土壤，就会快速传播、恶性膨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就是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干部好不好，群众有公论，实践有比较，领导心里也明白，但在具体用人时，结果却与事业需要和群众期盼大相径庭。这其中作祟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的私心杂念，是人们议论的‘关系网’、‘潜规则’。”五花八门的官场“潜规则”“潜规则”之一：“不跑不送，原地不动”。潜行的是拉票贿选、买官卖官之风，助推的是一些人在干部选拔使用上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伤害的是那些老实本分、不跑不送的干部。 “潜规则”之二：“进不了圈子，就进不了班子”。潜行的是不要组织、不讲政治的“圈子”之风，助推的是一些人在人际关系上搞亲亲疏疏、拉帮结派，伤害的是那些没有“圈子”、不靠“圈子”的干部。 “潜规则”之三：“干得再好，不如伺候好领导”。潜行的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风，助推的是一些人在工作上不思尽责、投机钻营，伤害的是那些刚正不阿、守正不媚的干部。 “潜规则”之四：“能干事比不上会来事”。潜行的是不讲原则、只讲关系之风，助推的是一些人在事业上不求上进、精力偏移，伤害的是那些脚踏实地、埋头拉车的干部。 “潜规则”之五：“老子做官搞政治，儿子经商搞经济”。潜行的是一家两制、当官发财之风，助推的是一些人在用权上假公济私、贪赃枉法，伤害的是那些崇法守法、从不言贫的干部，等等。这些“潜规则”，最终损害的是党的形象和人民利益，如果任其发展蔓延下去，就会搅混官场一池清水，熏坏官场蓝天白云，破坏党的组织纪律，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必将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严把选人用人关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习总书记指出：“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选人用人，事关党的干部工作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选人用人之风，连着党风政风，影响社风民风。其实，官场清风正气，既是抓出来的，更是带出来的。所谓“带”，就是上级党委机关和主要领导身正为范、以上率下，带头打党的旗帜，而不打个人的旗帜、树个人的权威；带头遵守组织人事纪律，而不脚踩红线、破坏规矩；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而不独断专行、搞个人说了算；带头按程序和职权办事，而不违规越权、暗箱操作；带头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而不划“圈”垒“山”、任人唯亲。目前，选人用人上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追根溯源是由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自身作风不正引起的。明朝泰安知州顾景祥说过：“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明，廉则威。”官场上最讲求上行下效，上级做得好、下级差不了，上级“裂条缝”、下级“打个洞”。作为领导干部，如果自身不过硬，即使喊破嗓子、磨破嘴皮，下边也不会有人信，甚至会一级带一级、带出坏风气。只有领导干部所言所行都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的检验，才能一级带一级、越带越提气。 2反腐肃贪，对“潜规则”形成高压态势历史永远是一面镜子，自古严官治吏，必先严纪肃弊。清朝道光帝继位之初，试图清理陋规、整顿吏治，但遭到一些宦官阉党阻挠而作罢，以至官场腐败愈演愈烈。咸丰帝登基时，痛斥前朝“登进冒滥，流品猥杂……以至政治堕坏，民生穷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匡正用人导向、纯正用人风气上，也有过深刻教训。曾有一个时期，官场“潜规则”被一些人热搞、热追，出现了遏而不制、制而不止的尴尬局面，就连老百姓都感到匪夷所思。比如，有人靠“批发官帽”聚敛钱财，少则几十、几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几千万之巨；有人信奉“有钱使人进步”，一边受贿，一边行贿，把仕途捆在“糖衣炮弹”上。像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周本顺等高官，都涉及为他人职务升迁提供帮助大肆受贿。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斩断权钱交易的利益之链、捉住伸向官场的肮脏之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零容忍、无禁区，这不啻向选人用人上顽症大喝一声、猛击一拳，惩治了一批贪官，扎紧了制度“笼子”，官场“潜规则”从大行其道到无处遁形，从一些人曾经的“手中利器”变成如今的“自焚之火”。 3法治，官场“潜规则”的“防火墙” 运用法治手段，对“潜规则”发现即摧毁。现代军事领域有个专业名词，叫“发现即摧毁”，意为一旦发现敌军目标，立即实施精准打击并彻底摧毁。应该看到，在官场暗流涌动的“潜规则”，带有很强的导向性、顽固性和反复性，没有克难攻坚精神，不集中优势火力，是“攻”不下、“端”不掉的，必须以“发现”的敏锐和洞察，以“即时”的反应和速度，以“摧毁”的手段和意志，对“潜规则”发起猛烈攻势，实施各个击破。 “法者，治国之重器。”中共中央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了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的原则、条件、程序、纪律、监督等，提出了建设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党政领导干部队伍的战略任务，这既是新时期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基本遵循，也是阻断官场“潜规则”的“防火墙”。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还要有配套措施来保障，只有把“笼子”扎得更密、更牢、更可靠，才能有效防范“潜规则”钻出“笼子”、践踏“规矩”。要对整肃之“剑”淬火加钢。“周公诛弟而典刑立，桓公任仇而齐国治。”整肃乱象用重典，是治国理政的一条铁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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