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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体现的是陈寅恪所说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他用一生的往复抗争（从反对中共党内路线到反对西化自由派，最终也因论战而终）“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同样也可以说“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而有更大的关怀及更深的精神在背后，所谓“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 从台湾学人的回忆看，徐高阮始终是一个学人，是一个摆脱俗谛桎梏，只求自由思想，秉持独立精神，以求真理的士的形象，是士大夫文化的传统社会外装脱离后留下的更纯粹的那个超越时间地域的理性，那个IDEA，那个坚持忠义之善的意志的纲纪。他反对中共内部路线，是因为他们把阶级斗争的胜利置于忠于民族救亡的需要之上，他反对自由西化派的言行，是因为他们把文化政治斗争的需要置于讲求学问之真的理想与不作恶原则之上。 最终，他所反对的是更抽象的不忠不义之事，是对更抽象更纯粹的忠义原则的坚持，从而对违背这一原则的行为的敏感与不满，从而一次次卷入外在的纷争，进而影响其纯粹的学术作业，但本来也正是因为文化学术的探索才使得他更深入的了解而认同了当中蕴含的抽象价值理念，因此出现前者的纷争也有陈寅恪所谓不得不然的悲剧无奈感，而这一切背后，也反映出时代变迁带来的历史大悲剧感。所谓“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所谓“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倘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陈寅恪所解释的中国文化理念，纲常，已经不注重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的一上一下的等级驯服的具体内容，而是更抽象的理念，是独立自由之意志，实际是宗法的义理化解释。 如果说士大夫文化在陈寅恪王国维那里，是一个“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他们对传统文化了解相比其他人要深入很多，而“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陈寅恪虽然没有自杀，但一直其实都有这样一种殉道一般的活着的，他的为中国文化而活，就如王国维的为中国文化而死，内在的精神理念是一致的，所以他内在是沉郁的，对时局是疏离的，悲观的，审视的。这一近代时局在陈寅恪看来，属于“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即虽然土地私有制尚未根本破坏（还要等到四九年前后），但随着西洋人的租界等土地侵占，内外战乱侵扰，所谓“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经济社会秩序已发生大变化，废科举乃至政权鼎革、新学堂与新官制的建立逐步导致传统士大夫、官宦世家依凭的应试知识技能与传统人脉、政术逐步丧失其汲取社会资源、实现社会价值、以此维系家族声誉、地位乃至其所呈现的传统文化之具体生活形象屹立不倒的有效性与可能性，由此，其背后的纲纪理念也随之黯淡下去（失去值得追求的说服力），乃至演化到五四时期的根本被打倒的瓦解之局。从这个角度来可以更深入的理解徐高阮这个世家子弟为什么走向革命，然后从革命折返；他又是可能如何理解其自身及其所处的时代，从而化入其著述与作为当中的。 而士大夫文化在徐高阮那里，毋宁是一个悖论的存在，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不及陈王，他青少年时已经是废科举行革命之后的时代了，故可以像五四青年一样急于摆脱，而不至于为之“憔悴忧伤，继之以死。”，他的内在是激昂的，对时局是介入的，积极的，投入的。他与陈寅恪的相应，在于他所受士大夫世家文化熏陶的一面，他与陈寅恪的相离，在于他与陈毕竟是两代人，青少年时期所处时代的状况与氛围已然不同，形成的心性与思维定式已经不同，对时局的态度也随之不同，故而导致一生游离往返于文化与社会之间，学术与政治之间，从而也影响他具体的学术道路与治学领域的选择，从而影响最终的成就。 旧制度内外交困，对外战争与竞争失败，失败使得旧制度政权的强制力失效，革命就是对旧制度的冲击瓦解与更替，而士大夫则是旧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于是在革命中，属于被批判被冲击被替换的的对象，徐高阮参加革命代表他已经走向其家庭的对立面，就像五四很多新青年那样。对政治秩序的设想已经不同于士大夫，宗法层面的理念已经被打破，在徐高阮后来的著述和行事中包括其他人的回忆中几乎看不到徐高阮和其家族的联系。无论革命运动还是学术研究，都与传统士大夫家族的做官和作诗的两面不直接对应，甚至存在对立。在徐高阮的精神形象中，作为底色的士大夫文化已经在民族国家-大众社会的现代历史处境中得到重塑和再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