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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出身这种中央高官的家庭，与中央政治和社会上的世家大族多有关联，耳濡目染，听到看到的，都使徐高阮对超出一己生活的广大社会乃至政治实践有一种认识和关注。这种认识和关注也引导他日后走向革命运动的政治抗争，历史人物的政治解读，傅杰说徐高阮的早期政党经历帮助他更有体会的领域山涛这样的深入当时政局的历史人物，其实除了早期政党经历，更早期的世家背景，童年经历其实也可能影响到他后来的政治探索的人生选择，帮助他更深入的理解现实中的政治与历史中的政治。 这样一种文化的长期熏养，实际上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知晓经典文本中的文化与实际应对中的文化，坏处是温水煮青蛙，安于此中，容易养成迟钝守旧的毛病。在近代战乱侵扰、革故鼎新的大变迁中，前者给了徐高阮一种学养的根底，后者则给了徐高阮一种叛出的刺激，而两者又终归于一种忧国的情怀。这种情怀当中有心智的考量，有情感的激发，是来源于士大夫文化中的经典教养，并在新时代条件的刺激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精神形态。它作为一种民族主义，与英法德俄甚至美日的民族主义有同也有异，作为一种爱国主义，它与国民党共产党、新文化派、遗老派、国粹派也有同有异，这些同和异又具体的反映在徐高阮与具体的不同方面人物的不同交往与应对上，也反映在他的具体行动与沉思作业上。 徐高阮的身影背后存在着如此的社会文化积淀，那毋宁代表了这个家族中成员所可能被赋予的一种荣耀身份和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的责任意识。虽然面临的社会和历史世界已经变了，但在新的组织制度条件下，徐高阮实际仍然在寻求获得这种政治与文化荣耀，实现知识人格与社会价值的可能性。这或者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在国族救亡优先的时代中先后选择革命运动和历史研究，并在这一过程中又出现不同的意见乃至纷争。实在应是一种特出的不同，可作为解释其后来发展的一种早期积淀支撑驱动因由。意识不仅是由意识产生，也由社会结构产生，意识的产生阶次可以有多层，在一开始也积淀于社会环境的熏养。世家-宗族-士大夫就是徐高阮的基础背景，这种背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最终转化为一种国族救亡建设的意识，主导了他一生的探索，产生他一生的志业和成就，也影响到他的行事冲突和波折，例如在北平时期坚持走联系上层的革命妥协路线，最终走向与社会激进革命派别的分道扬镳，在台岛时期坚持民族国家政府本位的政治文化立场，而最终走向与另一种社会抗争派别的分道扬镳，从这前后两次冲突中已经可以看出，徐高阮始终坚持一种更倾向既有秩序内部主导群体的立场思路，并在前期接近社会抗争分子的过程中逐渐与之产生冲突，最终都走向分裂，回归到既有秩序之内，前一次是回到代表社会老成分子的学院群体，后一次则进一步回到代表社会统治力量的党国政府，虽然在当中始终还有一个独立精神探索的知识个体存在，并因此而仍然留下有价值的著述作业。但从这个家世背景的角度，我们已可更深入的理解其后来的各种行事与主张，并将其作为又一重因果关系的解释。 现在因为关于山涛论的一些引人注目的评论，和陈寅恪热的持续，徐高阮的形象似乎主要定格在专研国学的陈门学人这样一个形象，最多加上一点早年的学潮身影，后来似乎就退出隐没了。但徐其实既非文化保守之士，亦非早年政治后来隐学如此截然两分的生涯，更准确的说法，毋宁是一个来自曾为传统社会中坚而在近代时局变迁中逐渐衰落转变的士大夫家族的教养子弟，因与陈寅恪相似的家国情怀，而终生游荡于政治与学术两间，其以文化知识投身学潮与论战，复以政治关怀投注于学术研究，故而有对志兴废之伽蓝记的校勘，对近代人物实业救国思想的阐发，乃至对躬身入局，不计时誉，力求革新政局的山涛的表彰。因此，传统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存在与近代失落，以及失落背后的近代时局之变及由此而引发的普遍的忧国情怀，是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包括徐高阮的一个基础。 从传统的宗族-君国的臣民身份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在传统身份认同下，参与秩序建设的主要行动渠道是应试科举，读书做官，随着西潮冲击，内部革新不断突破，从废除科举到共和革命，传统秩序逐渐解体，徐高阮这样的人还是读书，但上的已经是新式学堂，传统的宗族影响，纽带联结也已经几乎看不到，上了大学也不等于中举，一定做官，反而是新式政党组织和研究机构提供社会运动和知识探索这样的新的专门化和社会化的活动空间，上升通道，价值实现渠道，新的秩序变迁和相应的社会流动的机缘结构的产生也引导读书人走向新的人生路途，进而影响其著述和思想的具体内容，我们在徐高阮从北平到西南到台岛的不同著述中已可看出不同于晚清士大夫的那些更新的知识内容和观念主张，但在基本的情感驱动上仍然体现为一种家国情怀，国族救亡的主题在其思想结构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只是在新社会结构塑造出的知识人格的观念结合中呈现为不一样的内容表述和实践形态。从徐高阮身上，也折射出社会结构的一种变迁，即传统世家子弟如何在新的秩序变迁中转变为革命青年和知识青年，从读书做官转向战士和学者，形成新的社会思潮和知识文化的组成部分，新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就是这样一些多样的随变迁而转变的人物所积聚交融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徐高阮毋宁代表传统士大夫文化向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的一个转变，不管是革命知识分子还是学院知识分子，都是从传统的士大夫-科举文化中走出的，只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转变为新的认同身份和生活形态，但两者有变化也有接续，而非完全的断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