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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互动的文书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路灯是最好的警察。公开，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唯有公开，方能实现公平与公正。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依法及时公开“生效法律文书”，“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按照周强院长的解释，“我们强调的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公开，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生效法律文书上网，是法院自信的表现，有利于强化法官的责任心，可以产生“倒逼”作用。同时，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又是四中全会决定的又一具体要求，而在此过程中，裁判文书可以充分引用律师代理意见，并针对性地回应，于是通过裁判文书公开，借以实现律师代理意见公开，从而又强化律师的责任心，对律师提高专业水平与职业道德产生“倒逼”作用。这样的互动公开，将增加法官与律师的互信，提高律师的执业水平与专业能力，提升法官的办案水平与研究能力，真正实现共同体内的共同促进相互提高，可谓“比学赶帮超”效应应能显现。 四是，互动的提示警示。法官与律师应当“对视”，这种“对视”其实是相互监督、相互提示、相互警示。我们应当做好“律师眼中的法官”与“法官眼中的律师”这两篇大文章。笔者在担任上海律协会长时，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专门给上海律协送达了一份“司法建议书”，就“近年来受理的律师服务纠纷案逐年上升”、“审理中发现一些亟待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作了专项统计分析”，向上海律协“通报有关情况”、“提出司法建议”。该院时任院长沈志先亲自登门上海律协，送上司法建议，并征询律师们对法院与法官的意见与建议，反响很大，效果极好，一时传为佳话。 五是，互动的任职安排。公开报道称：2013年，上海法院辞职的法官超过70名，而2014年，这一数字达到86名。因为工作关系，我与不少离职法官作过交流，其实许多法官在司改大背景下选择离去，并不完全是针对法院或司改的万般无奈，更多的是面向社会及法治的另一种选择。从这一角度而言，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社会上更多机构逾发重视法治人才的价值，更加看中法官职业的素质，争相且频频地向在职法官伸出橄榄枝，也属正常，甚至乐见。尤其是律师事务所，既然大家共属共同体，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战壕里、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而已，而目标却是共同推进法治建设，于是通过事业、感情、待遇、平台等吸引法官入“伙”，就算不点赞，亦属不差评。只要“流出”有序，只要“流后”规范（如严格遵守执业回避制度等），就是良性互动。正可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当然，在这个互动中更重要的是，推进建立从优秀律师中选拔法官的机制建设。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笔者早在2012年上海“两会”期间，就提交一份“推进建立从优秀律师中选拔法官的机制建设”的提案，建议法院与律师协会共同制定推荐律师担任法官的细则，其中，要明确对符合条件的律师进行界定和认定的标准、条件、程序等，使得律师担任法官有制度性的安排，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及模式。应当说，优秀律师出任法官，肯定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权”，更不是为了“官”，而是出于“荣”即法官的尊荣感，基于“信”即维护司法公正的信念。 今年4月，上海高院启动从律师中选拔法官的工作，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不过起初这一改革措施好像“叫好不叫座”，似乎有点出人意料。据我了解，并不是律师们对出任法官“不想”、“不愿”、“不能”，而是“不敢”，觉得其出任法官之前景不那么明、程序不那么清、定位不那么确，再直白一点就是对司改尤其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预期不确定。从这一角度而言，司法改革应当充分吸收法律职业共同体各方的共同参加，其中，律师不应只是旁观者、被选者，还应成为参与者、共建者、共享者。上一周，上海律师商建刚放弃年创收千万的律师工作转型当法官的消息，不断刷屏微信朋友圈。一时间，如“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一般，各类媒体喝彩者有之，倒彩者亦有之。我倒是很欣赏一位法官在自媒体上的一篇文章，他的题目就是“欢迎我们即将的新战友”。文中说到：后来者居上，先到者当奋起，而不要“愤起”；我愿意成为你，是律师对法官最大的尊重。我个人认为，优秀律师当法官，或许并不是今日司改的重要内容、重点工作，但在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过程中，却又具有标志性、标杆性的积极意义，其彰显的正能量、正效应不仅是不容忽视，简直是无可替代。 六是，互动的权利保障。从律师的角度，要充分尊重并配合人民法院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提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代理或辩护意见；而对于个别法官违反法律侵害律师执业权益的行为，应当以正当的程序和形式反映诉求，救济权利。 从法官的角度，依法维护律师执业权利，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目前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方面，刑辩律师尤重，法庭活动尤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回避目前时有发生、社会普遍关注、律师尤为重视的一些敏感问题。如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三难”顽疾。再如庭审权利保障，如何真正实现“控辩平等、控辩平稳”。 最近，不仅是律师界而且整个法律界，热议刑法修正案（九）中有关刑法第309条的修改。有专家指出，刑法第309条规定旨在维护法庭秩序，确保法官的地位不会受到挑战。但是，刑法此项规范调整范围不宜扩大。诉讼参与人的范围十分广泛，司法工作人员的范围也十分宽泛，刑法修正案应当把保护范围限定为法官，而不是扩大到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侮辱、诽谤、威胁和暴力殴打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侮辱、诽谤和威胁主要表现在言论方面，殴打则是一种暴力行为。假如出庭律师对法官出言不逊，那么，完全可以制止发言或者以藐视法庭追究其刑事责任，假如把诉讼参与人和其他司法工作人员纳入调整范围，有可能会导致出庭律师在法庭辩论阶段受到较多干扰。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如果法律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由法官确定“有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行为”，那么，可能会导致出庭律师的基本权利得不到有效地维护。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一方面维护法庭秩序，赋予法官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必须彻底废除“兜底条款”，不允许法官自我认定“有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行为”。在保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方面，必须考虑到各种因素，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司法审判有序进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出庭律师更好地发挥作用。我想，这样的建议，值得立法机关，还有人民法院给予充分重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