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强离婚案目前已宣判，那么如果此案放到中国各朝历史中，会有什么样的判决呢？
从离婚层面看，历朝历代都一样，无论地方官还是宗族长都会判离，且女方净身出户。但是从宋马二人的穿越体是否构成通奸罪名（奸非罪）及其会被处以什么样刑罚的定罪量刑层面看，各朝各代就不一样了，咱分时代来说。
由于西周及其以前的历史并没有留下关于通奸入罪的直接文献，《尚书》所反映的多为汉代的道德意识，并不足以凭此还原西周及先周时期的社会原貌，所以此答对这一时期疑而不论。那么就从有全面而可靠的社会史料乃至律法流传的春秋开始讨论吧。
在春秋时期，通奸行为并不被统治者视为什么大事，或者是因为去古未远或者是因为礼坏乐崩，淫辟行为并不被视为“不道德”，更谈不上上刑入罪。《左传》记载了蛮多齐鲁卫晋公卿士大夫的淫辟之行，正所谓“上烝下报，恬不为怪”，连不同尊卑亲属之间的乱伦都不被视为什么大事，何况本题所讨论的脑洞？这种淫辟行为顶多算得上《诗经》所描绘的“相弃”或“外遇”，仅仅构成婚姻解除之条件而已。
在战国时期，随着君主集权的强化，君王逐渐需要更强有力的社会规范来约束社会，礼坏乐崩的势头被隆礼重法的势头逐渐取代。从李悝的《法经》（也即秦律母体）开始，逐步对该行为进行约束，但以寒某鄙陋的见识所及，只能从晋律得知李悝以防范“淫侈逾制”为目的制定了《法经》六篇中的《杂律》，无法得知《法经·杂律》是如何处理通奸的。只知道李悝是子夏的弟子，而子夏又是“重礼”的，暂且可以推论会以“违礼逾制”的名义，施以刑罚。秦始皇甚至把“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这样的文字和“灭六国、一海内”一同刻在石头上纪功（会稽刻石），可见此事之不易成，亦可见周末通奸之不入罪，直到秦律推行全国方才入罪。
接下来再看一看号称史上最严法的秦朝。
首先还是要接着看会稽刻石，始皇帝在会稽刻石上也记录了这样几句话：“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意思是“做丈夫的如果与妻子之外的人通奸，是可以像猪一样随意杀掉的，这样就使得男子的礼仪有了章程可循”。这里的意思呢，正是秦始皇对于私刑处决的默认。
然后我们再看看秦律，看看如果有司审判的话会怎样？据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汉简《奏谳书》第21项案例所引用的“故律”，也即《秦律》中的条文：“奸者，耐为隶臣妾，捕奸者必案之校上”。耐，是指剃掉罪人鬓角胡须的一种侮辱刑；隶臣妾，是指沦为奴隶仆人等贱籍的身份刑（成为主人的财产，生杀予夺听凭主人安排），校上，是指抓了通奸的、直接上器械并捉双验核。
在汉代，汉律规定“诸与人妻和奸,及其所与皆完为城旦舂。”（《二年律令·杂律》），“诸与人妻通奸者，及所与□通者，皆完为城旦舂。”（敦煌悬泉汉简），“ 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汉代刑法志》）。可见汉代在律法条文上对这类行为是处以“尽去须发”的侮辱刑外加“筑城舂米”劳役刑的，而且城旦舂三年后可改为祭祀目的的砍柴做饭。此律条有进一步的特别规定：“其吏也,以强奸论之”，“强与人奸者，府(腐)以为宫隶臣”（西汉标准，东汉无），也就是说，如果通奸者的身份是官吏的话，就会处以腐刑，入宫为仆，不过王宋二人皆非官吏，无法对宋适用此条。不过呢，根据贾丽英秦汉时期奸罪论考一文考证，汉代似乎因秦亡之鉴而在律条的执行上，对文化较关中有所不同的关东地区而有所松弛，仅仅针对“与宫人通奸”有所严厉打击，对民间通奸并不施以刑罚。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李贞德《公主之死 (豆瓣)》一书论证：“通奸虽然被视为破坏家族伦理和婚姻稳定，但在魏晋南北朝，不论男女，都没有人因为通奸而判死刑的记录，也看不出妇女通奸会受到比男性更严厉的处罚。”大体上，此时对通奸行为的处罚应当如同秦汉律，考虑到鲜卑女性的较高社会地位，私以为甚至会比秦汉律中的处罚还要轻。但是根据《魏书·刑法志》的间接记载，”男女不以礼交，皆死”，似乎北魏汉族世家曾经取得“通奸即死”的立法成果，此处存疑。
在唐朝，未婚和奸，“诸奸者，徒一年半”（《唐律》卷第二十六《杂律》上），有夫奸，“诸奸者······有夫者，徒二年”；如果是奴奸“良人”的话，“诸奴奸良人者，徒两年半”，且“良人妇女亦徒两年半之类，并与男子同”（《唐律疏议》）；如果是奴奸主母的话，“其部曲及奴奸主及主之期亲、若期亲之妻者，绞；妇女减一等（流放三千里）”。观本题题意，应按照“奴奸主母”情形量刑。
在五代时期，据《册府元龟》记载，后晋天福年间颁敕：“凡和奸者，男子、妇人并极法”，但后周广顺二年却又下诏：“其犯和奸者，并准律科断罪，不至死”（此处律科指代《唐永徽律》及《大中刑统》），又重新回复到唐律规范。
在宋代，《建隆重定刑统》（也即《宋刑统》）卷第二十六《杂律》“诸色犯奸条”规定了对于“通奸强奸”的处置，该条无论主体内容还是所处篇章位置上，都与唐律一致，仅仅对通奸所生子女归属做出新规定。
在元代，根据《大元通制·奸非》：“有夫者，（杖）八十七；诱妇逃者加一等（杖九十七），男女同罪，妇人去衣受刑；未成者，减四等（笞四十七）”。奴奸主母的如同唐律，处死。
在明代，未婚通奸，根据《大明律》卷二十五《刑律·犯奸》：“凡和奸，杖八十；······刁奸，杖一百”、“其和奸、刁奸者，男女同罪”（和奸以情、刁奸以诈）；外遇通奸，“有夫，杖九十”，且“凡奴及雇工奸家长妻女者，各斩”。明代把“奴奸主母”情形从“奴奸期亲”情形中单独摘了出来，相对于唐宋律法有所加重：奸夫由绞变斩，淫妇由满流变斩。
在清代，大清律例完全继承《大明律》，只是在涉及职官军户、奴奸主家其余人等等方面有新规定，并在刑罚适用上有了“枷号”这一新形式。
综上，大体上讲，宋马之事如若发生在古代各个时期，在东周及两汉可能不会受到刑罚处置，仅仅由地方官或宗族长做出离婚处理（不排除私刑可能）；在秦代及魏晋南北朝则会被处以侮辱刑、身份刑或劳役刑；在唐代、宋代、元代，男方可能被处以生命刑（绞刑），女方可能被处以放逐刑（满格流刑三千里）；在明清则可能被处以生命刑（斩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