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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宪法中没有规定法院工作报告应交付同级人大表决，但仍然有宪法学者认为这可能违宪。因为宪法渊源不仅包括宪法条文，还有宪法惯例。1980年代之后，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直到今年“两会”，全国人大还在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进行表决。一旦改革，人大与法院的关系将在中央、地方形成两种不同模式，法律制度的连贯性、内部统一性，都会产生问题。 南方周末：目前的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试点，情况如何？ 陈瑞华：人的方面，一些地方的省委政法委下设了法官遴选/惩戒委员会。只有经过遴选委员会的笔试、面试，法官才能入额。也就是说，那些由同级人大任命，但没有通过遴选委员会遴选的法官是不能办案的。那么今后，人大任命的法官可能成为一种没有实际审判权的职称。 钱的方面，有些省级财政厅将省以下三级法院都作为一级预算拨款单位。但财政部门不了解法院的具体情况，很难细致考量各地市、区县间的差异。比如上海的浦东新区法院和崇明县法院，案件数量、案件复杂程度、办案花费差别很大，但财政部门不可能考虑这么多。所以现在的做法就是，财政部门只与省级高院对接，让高院成为三级法院的预算编制部门。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权就被高院攥在了手里。 但必须要小心，在挣脱区县级、地市级地方化的过程中，很可能陷入省级高院的权力扩张，落入省级地方化的窠臼。而且现有的改革，大大弱化甚至架空了同级人大对法院的监督；省级人大对省级高院的监督也没有得到加强。 南方周末：在行政领域，省级高院加强了对中级、基层法院的管控。这种管控有没有可能延伸到司法裁判权上？ 陈瑞华：依据宪法，我国的上下级法院间是监督关系。监督意味着在司法裁判领域，没有经过上诉、抗诉，上级法院不能干预下级法院办案。 而根据现在的改革思路，最高法院领导全国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高级法院领导辖区内两级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这种被列入“垂直领导”的司法行政事务不仅包括财、物，也包括人事、监察、司法警察等多个方面。 比如人事方面，高院可以指派中院院长，中院院长、党组书记可能同时也是高院党组成员。这与行政机关的体制完全相同，就像南京市委书记兼任江苏省委常委一样。再加上入额法官要经过院长提名，院长便牢牢掌握了所有法官的生存命运。 汉密尔顿说过，“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面对院长不独立，下级法院面对上级法院不独立，司法裁判系统也就不可能独立于司法行政系统之外。我担心法院系统内部的请示汇报会愈演愈烈。而在请示汇报中，审级、两审终审都将沦为摆设。因为下级法院的态度就代表了上级，上诉只是徒劳。 南方周末：早在2010年，最高法院就印发过《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以杜绝请示汇报。但5年多过去了，为什么收效甚微？ 陈瑞华：首先，司法责任制越来越严格，下级法院为了逃避错案追究责任，主动将矛盾上交、风险转移；其次，我国法院特有的考核制度中，有一项是上级法院对案件的发回重审率、改判率。如果下级法院在裁判前就向上级请示，上级不可能撤销自己给出的结论，因此发改率就会降低。第三，法院不是活在真空中，要应对整个社会大环境。当下级法院无法抵御外部干预时，就会本能地寻找避风港。比如一个中级法院审判的案件，当地领导要求案子必须这么判，但这违反法律。中院就会搬出高院，“看，这是上级说的，不是我说的”，以此规避外部干预带来的政治风险。 这种情况下，上级法院也怕引火烧身，往往极不情愿表态。中国的上下级法院之间，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相互推诿责任、转嫁风险的关系。有些案件在五六年甚至十年中，不断上诉、发回重审、上诉、发回重审，多的能达到8次，上级法院明知裁判有错也不肯直接改判，就是这个原因。 业务庭和审委会或可取消？
南方周末：本轮司法改革取消了庭长的审批权，我们注意到，有些地方走得更远，比如2014年辽宁葫芦岛中级法院打破了13个业务庭，重新划分为25个合议庭。这次修法是否涉及法院内部业务庭的设置？ 陈瑞华：没有。葫芦岛中院的“扁平化”改革取消了庭长、副庭长职务，让他们也进入法官员额，以审判长身份参加合议庭。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最高法院并没有取消庭长、副庭长等行政职务的打算，而且他们当然地成为入额法官。 事实上，本轮司法改革提出“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也就是说，庭长不能干预那些不是自己审判的案件。如此一来，庭长最大的作用便是审判自己的案子，不能再为其他法官签署意见，那么有必要保留这么多庭长、副庭长吗？ 葫芦岛中院的改革是很有益的探索，可惜没能成为此次修法的一个可选择项。在我的理想中，一所法院只需要一个行政中心，统一处理所有非审判事务。设一名专职副院长，不审案，只管理政治部、人事、纪检、后勤等各项行政工作，相当于这所法院的总经理。 在取消行政级别的同时，还应该激活《法官法》中关于专业等级的规定，将法官专业等级与工资、待遇等挂钩，形成激励机制。 南方周末：审判委员会制度被学界诟病多年，认为其违背了“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基本司法规律。此次修法，会对审委会的权力加以限制吗？ 陈瑞华：一直以来，审委会被人批评的主要原因就是黑箱操作。一群审委会委员在会议室里听案件承办法官口头汇报，既不到法庭亲历庭审，也不阅卷。而且审委会讨论过程不公开、不透明，公正性难以保证。 在最高法院的改革思路中，审委会一般只讨论和决定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只在“涉及国家外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复杂案件”中，进行事实认定。这是一点进步，说明法院已经认识到了仅听法官汇报，不能对案件事实下结论。 可问题在于，对案件的法律适用，不听控辩双方观点就可以下结论吗？在很多案件里，尤其刑事案件，双方争论最激烈的就是法律适用问题，比如有罪无罪、量刑、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官的口头汇报，很难将双方观点说清。 南方周末：哪些属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有没有什么判断标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