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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指出，新一轮改革从员额制开始是一步险棋，也是一着高棋，当然还是因形势所迫而落棋的。以中国法官、检察官队伍庞大、参差不齐的现状，作为改革诱因的提高待遇，作为改革目标的司法独立，其实根本就无法推动。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待遇、增加司法预算，首先就会碰到财政部和人事部的责问，能不能精简人员，能不能给一个能说服行政部门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尤其是法官的专业化、精英化，就是司法改革其他各种配套措施的前提条件。何况实际情况是，有法官资格者当中三分之二的人员是不办案的，真正从事审判工作的只有三分之一。这就是上海司法改革方案中33%数值的出处。然而究竟谁该留在这个三分之一序列中享受比较优渥的待遇？实在难以做出决定。如果利益均沾，每人工资涨几百元，基本上改变不了什么。为此必须优中选优，以便给特殊待遇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还必须尽量限制规模，以免超出财政承担能力和其他部门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样的遴选，对于负责推动这项工作的法院行政负责人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自我革命，也是对自我检验司法公正度的一次挑战。处理不好，新一轮的司法改革就很可能因为内部和外部的利益之争而受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