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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薇:从美国官方公布的谈判成果来看,TPP协定的特点不是以降低关税为主,而是追求协调各个成员国管理投资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政策、以及在诸多领域国内管理措施和规制方面的统一。TPP成员国要在这些领域提升政府管理方法和修改国内立法。 其中有一些是对加强我国的反腐败措施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利的。比如政府采购程序的进一步透明合理、允许申诉,比如药品和医疗设施的报销透明制度,解决官员的利益冲突等等。TPP专门设立一个国内规制协调委员会,负责收集企业和社会关于国内规则效果好坏的意见反馈,提供给成员进行评估并进行合理规制。 不利的一面体现在,中国未参加谈判,特殊的国别利益无法得到考虑。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投资协定施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对于没有列入保留但是后来出现的公共政策措施违反了投资人利益的,要给予投资企业足够补偿。这些体现了更高的保护要求和管理标准。需要强调的是,其中部分标准我们经过改革可以达到。 从质疑其动机到乐于参与 记者:TPP协定针对中国意图明显。5日,TPP协定达成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称:“当我们超过95%的潜在客户都居住在国外时,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规则。”中国应当如何应对TPP协定带给中国的冲击? 杨国华:我国应该积极加入TPP。TPP这样一个世界上最新颖、最全面的协议,对我国战略的实施具有借鉴作用,包括贸易和投资的范围,以及如何协调成员国之间从经济规模到发展水平之间的巨大差异等。它能够推动我国战略的实施。TPP中的一些“高标准”内容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TPP中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做到的事情,我国也能够做到。 我国的官方表态已经体现了对TPP的积极态度。目前应该周密策划加入TPP的步骤。除建立与美方的信息交流机制外,还应开展对TPP的全面研究,逐项对照我国的经济现状与战略目标,制订可行的加入谈判方案。 在这个方面,我国加入WTO谈判,从设计承诺到组织谈判,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此外,正在进行的“高水平”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也可能成为加入TPP谈判的很好试验。 龚柏华:中国对TPP的态度有个转变过程,从质疑其动机和可行性的怀疑态度,到坦然面对、乐于参与的“开放态度”。中国需要多途径应对:第一,应该更坚定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缩小我们在市场经济实践中与其他国家(包括TPP成员)在规则法制上的差距,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行为准则的考量。只要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就会中和所谓的TPP冲击。目前,中国已经在这方面在做尝试。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和推广,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紧锣密鼓的进行,这些都是在做压力测试在接轨,对标以TPP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新标准。 第二,中国应继续积极与主要经济伙伴包括TPP成员,深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大利碗面”局面(企业海外投资注册),冲淡TPP阵营与非TPP阵营的“泾渭分明”的局面。 第三,继续尝试中国的对外投资、贸易合作的战略联盟,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合作,金砖国家合作、APEC合作等,形成多元化渠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