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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大学教授乔新生亦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一个公正判决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在于,只要执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资料和取得的证据还原事实真相,那么,公民的合法利益就会受到保护,非法行为就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扬善还需文化和道德助力 针对当前社会的“救人恐惧症”现象,我们需要通过法律来保障善行义举,尽管不能依赖一部地方法规就想彻底解决“好人难做”的尴尬,但这部条例至少让大家看到了好人不会被诬陷的保障。 田飞龙认为,这部地方性法规尝试用法律的方式来保障好人的正当权益,激励好人继续维持他们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并且解决好人帮人的后顾之忧,无论从立法目的还是从社会道德层面上都是值得肯定的。 “好人的‘救人恐惧症’的消除显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这种手段,还需要社会共同体对道德的重新认识和实践。”田飞龙说,只有在文化和道德的层面上意识到应该行动起来的时候,才能形成一个对好人行为更优的社会氛围和条件,而法律只能提供一个警示、引导和最低限度的一种保障。 此外,从立法技术层面上来看,田飞龙认为,这部条例显然需要通过正反两方面对好人行为进行支撑,正面就是通过既有的对好人行为的奖励,如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加大对道德行为和好人行为的肯定和奖励；从反面的惩罚上来看,对恶意反诬、恶意索赔的,要加重他们承担的责任。通过这种双向操作,使得好人行为处在一种制度保障的环境中。制图／李晓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