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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思第一次出事时，我就不应该让她去北京。这样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事，我也不会被烧伤。”李春生说，思思第一次生下孩子时，镇里不仅给家里解决了三个低保名额，还答应在县里给思思安排一个学校，避免她可能遭遇的舆论压力。 李春生说，当时如果让思思不声不响在县里上学，有什么事家里也能随时照应，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思思跑到外面见了很多事很多人，越来越收不住心，“2013年的事，又发生了一次”。 此次思思生下孩子后，李春生担心村里的人说闲话，特意带着小果儿离开一家人所在的城墙村，搬到了梅溪镇中荷居委会辖区。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梅溪镇的民政工作人员和城墙村党支部书记于志华等人专程前来家里慰问，给了600元钱，并承诺要把小果儿纳入低保，县里每年还会给小果儿发放600元的救助款。 李春生有些自责，感觉自己把村里的脸都丢尽了。 城墙村党支部书记于志华坦言，思思的事情，确实给村里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群众有想法，镇上、县里也觉得我们对思思的帮扶工作不到位。” 于志华说，村里其实也很难，思思2013年就去了北京，这种人户分离的情况造成管理上的困难。他说，李春生家的社保都是村里交的，这次虽然又给了他们一个低保名额，每个月才100多元，4个低保名额也只有400多元，李春生受伤无法干活，这点钱毕竟是杯水车薪，一家人生活都成问题。 他表示，村里也在和镇里沟通，但目前还没能拿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李春生希望思思能够改变。他跟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亲戚们都放了狠话：“如果思思再不改，小孩也没有好的安排，我就只能走绝路了。” 对于未来，李春生并没有太多的计划，他寄希望于此次DNA鉴定结果出来后，通过打官司能够拿到一笔钱。 倒是思思的母亲王小英，对于思思的今后想得比较透：一旦成年，思思就得自己打工养活自己，“我们已经负担了小果儿，不可能再负担她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