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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解救传销者的志愿者，则要蹲守在传销组织上课、活动的必经之路上，通常从早上5点到夜里12点不间断。碰上好运气，或许两个小时就能找到需要解救的受害者，但更多时候，蹲点的时间需要以天来计量，少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 即便如此，蹲守仍然可能是徒劳一场。 除了长时间蹲守的疲惫，外出解救还藏着时刻都可能发生的危险。 赵学兵谈到去年在合肥的一次经历，仍然心有余悸。 “当时我正在宾馆里劝说一个受害者，突然房门被踹开，他的几个同伙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来抢人。”赵学兵举起手比划着说，“我整个人都吓傻了。” 在一次解救过程中，李旭被传销组织的人尾随，五六个彪形大汉把他从出租车里拖出来拳打脚踢，“眼镜打飞了，身上疼了一个月”。 一名已经离开的志愿者，甚至被围攻的传销者从背后捅了三刀，其中一刀，差点就捅到心脏。 然而，疲惫和危险都可以承受，反传志愿者承受不起的是经济和家庭的压力。 赵学兵已经做了4年志愿者。他去年结了婚，现在妻子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在成都打工。他坦陈自己考虑在一至两年内“退役”，“为了孩子，还是需要找一个收入高点的工作”。在反传协会，他和其他志愿者一样，每月仅可拿到少量的“零花钱”，“够日常的吃穿”。 对直接找上门的受害者，反传协会除了免费救助，还提供食宿；对于需要志愿者去外地救助的受害者，收取2000至3000元的“赞助费”。可无论他们如何追赶，都无法追上传销蔓延的速度。每年解救2000余人，与1200万名传销者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 为增强自己的“公信力”，让传销受害者认准自己，李旭反复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在协会的网站上，李旭在各大媒体上的报道填满了整整3个页面，“还有些报纸和地方电视台重复报道，没地儿放”。 反传协会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成立6年来，不少老资格的志愿者“单飞”后另立门户，在网上挂上“资深‘反传’专家”的称号，然后随意定下救人的价码。 这让李旭感到心痛。 更让他心痛的是，协会所在辖区的派出所，经常接到传销受害人的报警，称自己被志愿者非法拘禁。民警到现场后，厉声训斥受害者搞非法传销。临走时，民警特别嘱咐：“有条件就装上防盗窗，别让这些人跳楼。”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刘卫军、赵学兵均为化名)(本报记者 杨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