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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生命的设计去实证司法制度的漏洞，用幻想的欲望去实践自己的理想镜像，对普遍的人性伦理的重构发起了挑战。据说凯撒32岁时，感觉自己快到了亚历山大病故的年龄，仍一事无成，乃大哭，忧心使他焦急。本片中的主人翁，一个患上绝症的死亡将至，一个不忍看到本州的死刑屡屡，他们不需要区分主谋和从谋，俩人共谋了一个忧心者的冤案例证。他们也是焦急了，甚至在普通人眼里是偏激的不要不要的，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进行了这次法律逻辑的实证。实证的结果，在影片的开头，是记者贝茜向刑场的奔跑，这是一种挽救大卫生命的奔跑，但一旦贝茜成功，就意味着大卫的失败。大卫的生命没有被挽回，反而是大卫和康丝坦斯的成功。他们成功了，为了他们的信念，为了一种还不为世人普遍认可的信仰。 这部影片拍摄上映于2003年，这部影片的特点是把死刑存废这个持续了两百多年的历史争议，以形象的逻辑可能直接地拍摄成案例，呈现到观念面前。这是电影艺术对法律伦理的直接思考。8年后，日本上映了同样对死刑存废问题的直击电影《死刑基准》，和本部电影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把死刑反对者设置为死刑存废问题的直接当事人。本片是一种自我献祭，一种信仰殉道，《死刑基准》让死刑反对者的妻子被他人杀害，直接拷问影片的主人翁的亲身感受和心理纠结。相比之下，本片的设置高度似乎更加趋于理想化，而后者更具现实性。但《死刑基准》终究没有把死刑的存废追问到底，原来的犯罪嫌疑人系主人翁大伴另一凶杀案件的受害人，大伴为这一案件的凶手辩护免除了死刑。受害人的父亲鲭江申三为此对大伴满怀仇恨。后来大伴的妻子在家里厨房被人杀害，如果鲭江申三是真正的凶手，对该案的判决真的极有考量的意义。可能是出于故事一种戏剧性的需要，造成了影片本身对死刑存废直视的不够坚决，后半部突然发现了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而杀人的动机并不具备很强的说服力，概率偶然性的可能太大，使整部影片的伦理效果大打折扣，这也是笔者未对《死刑基准》单独审视的原因。《死刑基准》从开始对死刑的诘问：“死刑有基准吗？”到影片最后对现实的阐释：“死刑在别的国家也是为解除个人怨恨而存在的。只有无可替代的生命才能去偿还夺去无可替代的生命的罪行，我觉得这是很多日本人要求执行死刑制度的理由。”日本文化历史上就受中国影响很深，刑罚的观念也大体同气连枝……。《死刑基准》把一个法律问题的思考全部深陷到生活的伦理之中，而《大卫·戈尔的一生》用反生活伦理的方式去思考法律边界，这是两部死刑影片的方向区别。 4、哲学因努力探寻真相的深度从而增强真理的可信强度，所以哲学的追问永无止境，伦理却不能这样。伦理是普遍大众经常遵从的生活规则，它的道德成因必须浮现在普通人思维的可现层面上，否则便极易因遭受人们的怀疑而被抛弃。大卫努力把哲学的思考结论翻译成可视的道德伦理，用违反常规伦理的举动去证明死刑制度不合伦理。这是一个极难的挑战，好在他的计划如影片所展示，全部完美实施：贝茜在他被执行死刑后才能公布自杀的真相，而让世人知道大卫是冤枉的，计划的帮助者牛仔达斯第在律师贝刘的帮助下成功出境，并把用生命挣来的50元带给他的妻儿，最后贝茜才收到第三个大卫现身现场的录像带，他也是自杀的参与者。大卫实现了他在课堂上的人生诺言：“衡量一个人，不能看他的欲望实现了多少，而要看他的品格，比如真诚、同情、理性，甚至自我牺牲。” 但是，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本身已经构成杀人的犯罪。安乐死尚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目前的共识是：帮助别人安乐死必须由医生实施，还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而本片是一起帮助别人自杀的案件，任何帮助者都应该负有刑事责任，因此大卫是有罪的。但对他承担的杀人罪名而言，他是绝对冤枉的。另一方面，大卫也是自杀者，只是他是假借暴力的司法机器杀死了自己。他用自己的死展示了死刑在这一暴力机器中的残酷和恐怖，总之，他实证的效果是完全达到了。这是一名哲学教授对死刑伦理的思考，一次用生命去经历的思考。
三、本片伦理的哲学评价 本片从生命亲历的角度直接挑战了现行的司法伦理制度，用生活伦理的可能极端来例证死刑的弊端，展示了作品的思考厚度，是一部典型的反对死刑制度的电影代表作。只有拯救他人才能拯救自己，而拯救他人需要自我牺牲。死刑制度的存在，在保守者思想里是一种正常伦理，而在反对者眼里是一种坏的存在，是一种恶的危险。死刑存废的争议被搬上影幕，至少表明人类开始对这一问题正在开展大众的思考，思考进行怎样的自我救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