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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层面，我们也可以加深对近代历史人物的理解。张君劢、鲁迅、梁漱溟、陈独秀、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话语与行动实践毋宁都从各自不同的身体境遇和心智认知的角度锐化了我们的道德感知、拓展了我们的道德想象，丰富了我们的道德维度，增强了或修正了我们的道德判断，提升了我们的道德实践，确立了民主进步的历史界碑。如果说“康德的伦理学的部分力量就在于它在何种程度上有能力回答康德本人所没有考虑的问题。这就扩大了阐释成功的标准。”（芭芭拉.赫尔曼语），那么，张君劢义理学的部分力量也在于它在何种程度上有能力回答张君劢本人所没有考虑到或者考虑完全的问题，来自我们生活世界中持续溃败又不断被遮蔽的问题。 在这种具体考察中，特殊历史阶段中那些黑格尔所谓”混乱不堪而又丰富多彩的精神现象”被概念把握到，观念化为一种或多种叙述结构，但这些叙述结构彼此冲突，乃至形成一种新的混乱不堪与冲突，还需要进一步被纳入到义理的扩展的逻辑，进行一种精神现象学的考察，按照所谓“必然性”来重新整理表述，即呈现—这些历史现象及表述现象，重整为一个再生的叙事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前述各种不完满的精神现象-叙述结构-宪政话语整合到一个更高的精神现象，而“后者是前者随后的真理”——就如开花接续着花蕾，但花朵并不简单否定花蕾曾经的真实性。这些曾经的彼此否定、并延续为我们的自我否定的因素由此在新的结构中获得相互的肯定，从而也是自我意识的再生的肯定，在这种新的肯定中内在规定性得到确立，从而使我们获得对峙于生活内在溃败的根基，此即为立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