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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实质残缺的社会状态中，我们已经有了太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例如公交车拒绝携带各种作业工具的农民工上车，关上车门，扬长而去，车上的乘客们也一脸沉默，仿佛刚刚只是一阵空气砂砾般的小骚动，或者消除了可能产生的一点小麻烦，并没有发生什么，时间依旧流驶，街市依旧太平，好像庸人们已经营造好自己生活的千层糕，备好自己的犬牙，在需要时可以加以称颂，感觉不行时再发出咩咩的叫唤。在这种低劣空转弥漫的精神状态中，没有人真的在意坐不上公交的农民工需要走几站路才到家，没有在意他们做了一天活累不累，又或者在两秒钟内期待下某个刚好合适的人在某个地方替他们说两句话。我们在这种表面装点内里粗鄙的状态中接续匍匐，没有人在意这些人或者自己可以在何种机制中有机会有力量有组织能自主去行动去发声。在这种内在匮乏的精神状态中，急驶于生活轨道的人就像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已经习惯了系统里的攀爬，对奋斗的印象也只剩下撕咬和装点，即便抓不到最上面的稻草，下面几层也行。对于奋斗的文明意味却没有真正的理解——在感觉自己握到石子时，就高高地吼叫，当发觉包裹在内里的玻璃被打碎，便开始气愤的要求给予一卷纸巾，仿佛自己抽着自己旋转的陀螺，进行着否定与肯定的空转。这种空转因为否定了义理的扩展，而缺乏向上的提摄，只能跌落于低劣的状态。这种状态因为其失稳，空转而只能在贫乏处切换——忽而伺机的叫骂，贱词与唾沫齐飞，一旦形格势变，事态所需，摇身即为捍卫纯洁的卫道士，令人作呕一如祖传的秘技，岸然道貌已成行走江湖的千变药方。正是这种根本上的随意性被觉察，并被确认为皮袍下的矫情和幼稚。正是这种作为证明了它们发出的邀请是暴力，构成的则是粗劣，仿佛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的设定，并将其视为自然规律，要活的像个猛兽，或者蛔虫，却已经学不会正常的思考，一听到谈论民主就以为只是有人要分他们那点残羹。可惜最终灵魂萎缩为一个病菌，而大脑皮层则激昂到第一百零五层，仿佛自己已经脱去破烂的汗衫，羽化成蝶，进入了编号B-250的电梯间。 正是这种错乱而空转的观念结构和社会氛围构成生活世界的实质的文明残缺，剩下的只是些致幻光体，折射出各种炫目名词却没有内在规定成为自我立法的致良知结构。这种残缺不全当然无法导向公民行动乃至得以激发宪法政治得以确立的社会氛围、思想惯习。在泡沫般鼓噪的言辞装点的仪式背后，实际产生的思维效果、意识导向却仍不过是昆虫的攀爬，而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如果粗劣是对生活世界的破坏，那么这种装点就是实质的粗劣，也是对生活世界的实质破坏。他们通过不断翻滚加剧自身的低劣，以转眼，以清奇，确认属于历史的排泄；以作态，以乏味，反复证明自己的基因，屡试颇爽，得其所哉。他们拼命摇晃抓住的稻草，就像东欧移民总想表现得比美国人还热爱美国。由此，在粗劣的作态和义理的扩展之间，区分出了一组问题——虽然我们还声称是个人民共和国，属于民主政体，但我们是要维持一种扭曲的象征性还是追求其实质性，用邓恩的话说，我们是否承认代议的真实性、同意、选择和更为完全、更为平等的参与等等价值是值得追求的？接受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谈论一个民主的共和的宪政的代议制政府。问题是即使接受了象征性的状态，也轮不到作态者来代表，这时候他们反而要咒骂起象征性，原因只是他们还没能抓住这一根稻草。 当我们意识到这种时代根本处的反讽，审议结构会将我们引导到义理的判定，使我们明确阐发民主义理的需求——在商谈法治国的架构中植入民主的内核，作为反思性激发的始终存在，避免僵化，确保活力，扩展时代的命题，促成导向文明的进步的历史结构，可以激发公民行动、形成宪法生活的义理结构。只有进入这样的历史理解，我们才清楚何谓宪法生活，何谓文明，何谓公民。对民主的否定当然可以是一种试图以机巧否定人的普遍要求的尝试，但更进一层，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意志无力，也就是在历史结构的局部进程中因为看不到希望从而干脆放弃希望的自我否定，虽然它仍然要以自我肯定的某种形式出现。这种自我肯定以外部系统的匹配调适作为根本的规定，由此重新形成自我意识的实践判断意志，——一种以意志无力为出发点产生的自我意志和判断结构。正是这种意识结构的生成与系统嵌入导致根本的社会文明缺陷，在这种文明残缺的历史状态中，再多的言辞和仪式也只流于内在空乏的装点，只能在实质上加剧这种残缺，而无法导向更进阶的公民行动和宪法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作出根本的审视和批判，呼应时代的沉默不语，历史进程中的自转动的声音，在时代真正提出的命题要求下，进行义理扩展的逻辑嵌入。 当我们具有了对此的审视，就可能由此走向对真正文明的内在规定性的判断，形成致良知的公民行动的实践意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文明内在根本缺陷的批判被纳入义理的扩展的逻辑，构成与致良知的公民行动的意志结构的接续关联，成为审视环节的一部分。在经过如此的多样的生活事件的批判与审视之后，义理扩展的逻辑会引导我们走向“反身而诚”，实质的“贞定”。这种“贞定”就是自我同一性，也就是自己肯定自己，自我立法，回复本心，按哈贝马斯的说法，就是在时间维度中把自身规定为以多样形式不断变化的事件的综合，而事件就是行动的效果态，从而自我同一性就是行动的结构，形成范式的状态，由此，建立生活史的联系的连续性，始终如一的同一性按哈贝马斯的看法就是克服我们生活不断腐败的保证，就是贞定，贞定才能复，自我否定自己的跌落却不可能真正复得起来，反而是实质上的生活世界的破坏。 正是在这种自我的批判、审视与重建的视角下，我们可以加深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理解，从更根本的问题、境遇、行动契机的层面来审视人与生活世界的问题。就如黑格尔所说，“这个运动就是道德性的形成过程，而道德性是一个比伦理更高级的形态。但与此同时，那些形态只是构成了道德性的转变过程的一个方面.....”（《精神现象学》P220）如果说现代中国面临三大问题：国家层面，宪法政治如何确立的问题，社会层面，民族文化如何传承的问题，个体层面，精神自由如何实现的问题。这是分别的讲，但实际的展开，三者又是互相关联互相促成的关系，此即为义理的扩展，现代中国的历史结构，而道德认知的发展就是前述三项时代问题在历史结构中交汇的一个光点。钱穆说，“这一时代是失败了，但处此时代之人，仍可各自有成，并可有大成。只要人能有成，下面时代便可挽转，不使常在失败中。若人都失败了，则一切完了，下面亦将无成功时代可期。”这个不失败，就是认知上的真正突破，文明残缺的实质修正，生活世界的重新建立，就是精神史意义的内在规定性的探索界碑。那些咒骂道德的东西比起旧日里高谈礼教的人，实质上是相反而相成的促狭和偏枯。真正的清新而深刻的义理，因其清新而悦人，因其深刻而壮美的义理，是生活世界应有的道德想象，道德感知，是人可以不再内里粗鄙不再装腔作态而可以自然而然的直立行走开阔生活的状态，是真正走向文明的状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