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蝼蚁尚且偷生，虎毒尚不食子。但是，28岁的杨改兰却挥斧砍死了自己亲生的四个孩子后服毒自杀了。 毫无疑问，她是杀子的凶手。然而，又是什么“杀死”了凶手生的希望？是贫穷吗？不是，在她贫穷的还可以享受低保的时候，她并没有选择死亡。如果贫穷可以改变，她还会选择死亡吗？可能不会。贫穷可以改变吗？可以。 “知识改变命运！”这一句话，曾经激励了无数穷二代通过读书去改变他们的命运，比如新东方教父俞敏洪。然而，今天还有多少人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出这句话呢？ 在俞敏洪改变命运的北大，今年农村学生录取比例为16.3%，已经是近年最高了。然而，从1978年到1998年，这个比例是三成。不到二十年，下降了一半。发生了什么？ 在福建省永泰县，有农村学校78所，其中单人校19所，而在这19所单人校中，只有一个学生和一个老师的学校有11所。永泰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信誓旦旦地说：“乡村小学不管多偏僻，条件多艰苦，只要有一个学生，这所学校就不能撤。” 教育官员的话很接地气，可是一人学校的学生怎么和北京四中这样的超级学校的学生竞争？永泰县全县所有学校上北大的学生的人数很可能还不如北京四中一所学校的多。如果沿海省份的农村学校都这样了，那么更偏远的西部地区会更好吗？比如杨改兰的家乡。 过去，有一句话叫“寒门出贵子”。现在，有一句话叫“寒门难出贵子”。难道，现在已经没有寒门贵子的励志故事了吗？ 我读过很多励志故事，最励志的故事莫过于郭靖的故事。一个被认为有些弱智的青年，打败富二代欧阳克，娶了白富美黄蓉，还逆袭成为武功盖世、名满天下的郭大侠。 郭靖的成功，固然离不开他的勤奋，但更少不了好运气，好老师。 郭同学一出生，他的老师就跟他说别人家的孩子——杨康，还给两位同学报奥数比赛，等他们长大了就PK。 杨同学读的是名校——全真教。除了个别请了顶级家教的外（比如欧阳同学），就系统化教学水平而言，全真教堪称全国第一（所以，郭靖才把杨过往这送）。而且，他的老师还是这所名校最好的老师之一——丘处机。 郭同学的学校在蒙古包里，他比永泰一人学校的学生幸运，因为他有七个老师。但这也是他的不幸，因为他的七个老师教不得法，水平三流，旁边又没有黄蓉这样的天才同学。 两位不同起点、不同天资的同学在奥赛班的模拟考一比，高下立见。 郭同学的命运在遇到名师洪七公后发生了逆转。不能不说他的运气实在不错。从蒙古“土归”的他一到中原，就遇到了离家出走的富二代黄同学。想想洪老师初见郭同学那一脸的嫌弃吧！没有黄同学的家世、厨艺和心计，哪有郭同学的辉煌腾达呢？ 再比如杨过同学，天资过人不用说了。但是，在金国覆亡后当不了富三代的他，只能流落街头当个失学儿童。如果他没遇上他的郭伯伯，可能就是个聪明的混混而已。 励志的故事里，还有残酷的真实；在真实的世界里，则有更残酷的真相。真相是，包括教育资源在内，我们的社会资源从来没有真正公平的分配过。 比如高考，我国最公平的考试从设计上就是不公平的。北京的考生，上北大的机率远比江苏的考生高得多。为什么？因为北京的招生名额多得多，从来不少，而江苏的名额还得外输，尽管“江东子弟多才俊”。 然而，这个不公平的设计，至少从宋代就开始了。北宋的欧阳修和司马光就曾经为参加科举的南北名额吵过，结果还是生源质量更高的南方学子们吃了亏。 为什么，一个不公平的制度可以延续千年？因为分蛋糕的人先拿蛋糕！ 欧阳修苦读是中国史上最励志的真实故事。欧阳修母亲拿着芦苇杆在沙地上教他写字的故事，不知激励了千年来多少寒门学子。 我爸也被这个故事激励过。虽然我爷爷被错误地定为“地主”，但家里实在穷得很。穷得我爸读书时只能酸菜配饭，还得忍受因欠缴伙食费而名字被公布在学校黑板上的屈辱。 贫穷使他痛苦，但也给了他发奋读书的动力。每天凌晨五点钟，他就跑到一中门口的中山公园的路灯下苦读。幸运的是他逆转了他的命运，成为了全市的高考文科状元。虽然因成分不好，没能按分数上京城的名校，但好歹上了大学。 我听过我爸的故事，虽然没怎么被激励。没怎么受过苦的我，还可以在高中时大言不惭地写文章批评当时按分数录取初高中的择校制，痛斥以分数择校的制度扼杀了多少好苗子。然而，我万万没想到这个当年被我嗤之以鼻的不公平制度居然会被更不公平的学区制取代。 从制度设计上，学区制是更合理、更公平的。但是更公平的制度与不公平的教育环境不匹配。分数择校比的是分数，至少还有分数的公平。学区制比什么？比房子在哪和房子所在的学区的学校是不是名校。说白了，就是比房屋的购买力，比钱多钱少。 在学区制下，像我爸这样的农村娃励志故事几无可能发生，而欧阳修可能考上大专就觉得庆幸了——孤儿寡母，寄人篱下的他们怎么可能买得起学区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