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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的是，张教授意识到了，承认间接因果关系的严重性，强调“肯定间接因果关系，并不是没有任何限定的。换言之，原因的原因是结果的原因，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才适用。”然而，如何确定适用的有限范围，则语焉不详，让人无所适从。这是必然的。因为理论脱离了实际，实践操作必定无从着手，无章可循。 综上所述，“原因的原因是结果的原因”的格言，只具有因果联系上的意义，不能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有一种，那就是直接因果关系。熟练掌握它，是衡量司法裁判者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这是从法学院教材中无法学到的，因为我国德日派刑法学家们深陷刑法教义学泥淖，为了追求精细而走过了头，严重误入歧途。陈兴良的《刑法教义学》，张明楷的《刑法学》第五版，是误入歧途的典型代表作。因此，理论上的刑法因果关系陷入争议，亦是在劫难逃。 就一部《刑法》，一个时代而言，刑法需要解释的地方，其实并不多。换言之，法律解释的空间并不大。然而，我国德日派刑法学者深入挖掘的刑法教义学中，有太多的所谓刑法解释，根本就是解释者自以为是的产物，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世界上的刑法学家，无论是成文法的国家，还是判例法的国家，至今仍然未能够弄清楚，罪刑法定原则决定了刑法解释是有章可循的，必须遵循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的操作原则，“有机统一”就是“同时存在”。正常情形下，就同一个案件而言，不同学者或者不同裁判者的解释结论应是相同的，允许不同结论并存的观点是荒唐的，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