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中国法制史发展中产生的影响
汉晋时政局混乱，肉刑是否重新实施，《晋书．刑法志》已收录了部份时人的讨论內容，“是时天下将乱，百姓有土崩之势，刑罚不足以惩恶，于是名儒大才故辽东太守崔实、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之徒，咸以为宜复行肉刑。” 这里就不再引用。
曹操在建安十九年《以高柔为理曹掾令》：“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汉祖除秦苛法，萧何定律。掾清识平当，明于宪典，勉恤之哉！”清楚交代要看情况来决定先后次序，但这更像是思想史的范畴。 “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武纠乱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贵理。”
曹操的影响主要有四点：首创科，日后《魏律》以曹操诸科为主要蓝本、对劫质著令、复仇现象有所遏制、其奉法为后世所借镜。旁支的话，还可算上百日刑这刑期。
一、首创科和为《魏律》蓝本
曹操不是全盘沿用汉律令，鉴于汉臣的身份，也不便大幅改动包含诸汉帝的令，避免遭其他诸侯非议下另寻他途，这就是科（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条文，也称作事条）。可见者有：新科（见《 三国志． 何夔传》，实行的时间为建安七、八年攻略河北期间）、《甲子科》（注１）、禁长吏擅去官、科禁内学（纎纬）及兵书（见《 三国志． 常林传》注引《魏略》）和酒（见《 三国志． 徐邈传》）。《晋书．礼志中》云：“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汉朝依古为制，事与古异，皆不施行，施行者著在《魏科》。”这说明曹操在《魏科》记录了当时仍施行的古礼制。
滋贺秀三先生在《中国法制史论集．汉唐间法典的二三考证》认为汉科根本不存在，只是一个名词，科作为一种法律形成的存在始于曹魏，且在当时作为主法而行使。这一说法也为部份中国学者所认同，比方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五卷第六章第一节就引用了；
张建国先生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法．科的变迁及其历史作用》肯定滋贺的汉无科说，及在其基础上，解释了陈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