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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根据上述规定，对本案中“逃逸”条款的理解在适用“有利解释原则”前应当优先适用“通常理解”来解释，即根据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按照通常理解，交通肇事逃逸是车辆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法律责任，不向公安机关报案而驾车或弃车逃离现场的行为。可见，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人应具有逃避《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载明的抢救义务或者逃避责任追究的动机，若缺乏这样特定的动机，行为人离开现场的行为就不具有交通肇事逃逸的性质。本案原告王某在事故发生后弃车离开事故现场，随即让同事报警、打急救电话并于当晚向公安机关投案，后赔偿了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上述行为表明，原告王某不具有逃避《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载明的抢救义务或者逃避责任追究的动机，因而不构成法律意义和通常意义上的“逃逸”。 关于被告辩称原告的行为已由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为“弃车逃逸”，符合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约定的保险人免责条件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8条的规定，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的除外。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实质是对交通事故因果关系的分析和造成交通事故原因的分析，对其相应的证明力，法院应予确认，但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关于“逃逸”的表述，不能对抗法律意义和通常意义上对“逃逸”性质的理解，其证明力不应予以确认。从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的约定看，原告王某在事故发生后虽然弃车离开事故现场，但并不存在合同载明的行为人“未依法采取措施”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情况，被告将原告的行为认定为“逃逸”，缺乏构成逃逸的前提条件，亦不符合当事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和诚实信用原则。因此，被告主张免除保险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不应予以采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