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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保护亲人乃人之本性，如果将亲属之间的日常生活行为，如短时间为犯罪的亲属提供食宿，或者为其提供几十或者数百元的少量财物的行为等，应作为日常生活行为看待，不应认为符合窝藏罪的定型的客观行为要件，从而将其从可罚的亲属窝藏罪中排除。对于亲属之间的日常生活行为，即使客观上对于亲属犯罪后的逃匿起了促进作用，但只要没有超出社会相当性的范围，就可以认为没有达到可罚的违法性的程度，从而不作为犯罪处理。 其次，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行为人在行为时存在履行守法义务并避免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则应当负刑事责任；如果不存在期待可能性，则应当免除或减轻责任。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于使公民遵守，并不是为了对公民进行惩罚，不管是基于血缘亲情的认可，还是基于对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的尊重，明知不可能期待亲属之间的不可能不窝藏行为，却把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这样的要求超出了人们对法律的认可，产生不好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因此，对亲属间共同生活或知情不举的行为能否入罪，还需要慎重对待。因为法律必须以人为本，法律的大厦只有植根于人性的基础之上才不致有倾覆的危险。保护亲人乃人之本性，父母为保护子女往往不惜生命，如果对亲属共同生活或知情不举定罪的话，则是对人性的漠视与践踏。“亲亲相隐不为罪”，这是中华法系的优秀文化遗传，也是刑法人性化的体现，在中国古代历朝法律规定中皆有体现。如果凡亲属之间的日常生活行为只要客观上有助于犯罪人的逃匿，就要作为窝藏罪定罪处罚的话，这不仅有悖人伦，成为现代的“株连”，还将会严重背离现代法治精神与人文取向。 3、本案的处理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王某与张某系夫妻关系，王某明知张某是犯罪的人并无争议，其跟随张某逃亡，在逃亡中，二人共同生活、工作，张某使用了假身份，王某知情未报。但是要认定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窝藏罪，主要在于其行为是否符合窝藏罪的犯罪构成，是否妨害了公安机关发现、查获张某。从证据上仅能证明被告人王某与张某共同生活、工作，并不必然得出王某构成窝藏罪的结论：其一，知情不举行为不属于窝藏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其二，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二被告人的劳动收入对家庭而言，其作用是同等的，王某并没有提供财物帮助张某逃匿的行为，王某的劳动收入，不仅是个人生存的需要，也是维系家庭存续的必要。至于王某在家庭生活中尽夫妻义务的行为，即使实际上会对张某的藏匿存在帮助，也并非本罪所要求的提供财物帮助犯罪人逃匿，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其三，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考虑，如果仅因王某与张某长期共同生活，客观上或许对张某的逃避法律惩处起到了帮助，即以窝藏罪来评价，势必会破坏正常的家庭伦常，产生不好的社会效果，也会因为法律的强人所难而危及到法律自身的庄重与尊严。 综上，被告人王某的行为应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作为犯罪处理。 （以上均为化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