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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在刑事诉讼中的积极功能 —— 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夏立彬 —— 我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第42条把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规定为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俗称“口供”，在我国古代，“口供”作为“证据之王”。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诉讼是围绕被告人是否构罪、构何罪而进行的，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主角。由于被告人身份特殊，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不能轻信，但又不能忽视，其存在有着以下几方面积极意义的功能。 一、 证据的功能 刑诉法第42条明文规定，把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作为法定的证据形式，而被告人的口供内容一般包括三方面内容，即：1、作为有罪供述即承认自己犯罪事实的陈述；2、解释、说明自己罪轻或无罪等；3、交代和检举本案中其他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作为证据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㈠通过口供可以查清被告人犯罪的动机、目的，明确被告人主观方面。由于我国实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来定罪，犯罪的构成要件通说是采取“四要件说”，通过口供了解被告人犯罪动机、目的，明确主观故意或过失，从而达到区分确定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的界限以及处罚的刑罚幅度。 ㈡口供是认定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的重要依据。第一，通过口供可以查明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情节，如果被告人自动投案后并如实供述罪行，则口供是认定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的依据。第二，如果被告人不是自动投案的，而是抓捕归案，但其能主动坦白、供认的，本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应认定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好，具有酌情从轻情节。 ㈢同案被告人的口供能互为证人证言的问题。被告人在交待自己罪行时，又供述和检举同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此时同案被告人的口供(又称攀供)，是否作为证人证言来对待，存在较多的争论。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肯定说②。同案犯的供述与辩解，其内容既然是检举揭发其他人的犯罪事实，则性质上也是属于自己所了解、感知案件事实进行陈述，应按证人证言对待。第二、否定说。这种观点认为，被告人对同案犯的检举、揭发，结合刑事证据理论上讲，证人是案外人，不是当事人，此仍属于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不属于证人证言。第三，条件说。同案被告人对某件事实的陈述，是属于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还是证人证言，一般应根据同案被告人之间的关系而论。如果是无牵连非共犯同案被告人的相互供述可视为证人证言；如果只是共同犯罪的同案被告人，同案审理时，他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是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如果有共犯关系的被告人不同时审判，他们就对案件事实陈述，对于其他同案犯来说，就是证人证言。对于上述三种观点，笔者倾向第三种观点，但对条件说中第二方面情况按证人证言看待，还需其他证据来补强。 二、补强的功能。 刑诉法第43条、第44条、第46条、第47条的规定是法官运用证据确定案情的四项原则。但是不少案件，能够用来证明案情的直接证据不存在，没有证人、物证，这对案件最终认定可能有困难，这就需把各个问题的间接证据联接起来，形成一个牢固、封闭的证据链，再与被告人的供述(指被告人对事实供认不讳)相结合，从而相互印证，更进一步证明“证据确实、充分”。此时，被告人供述起着补强证据功能。 三、申辩的功能 刑诉法第11条规定了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又有该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特权，目的是为了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运用刑事证据原则之一。在普通法系的英美国家以及大陆法系中日本、德国等规定被告人有权不得被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明或被迫服罪(此称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又有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该公约)第14条规定，把此原则列为最低限度的司法保障，此原则在我国应适用，被告人应具有该原则的派生权及辩解、申辩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可以兼听被告人辩解与控诉方的指控意见，把双方意见进行比较，才有利于全面了解案情真相。假如，被告人提出辩解，而控方又提不出相应证据来对抗辩解的，此时，法官应认定被告人辩解成立，如果被告人提出侦查机关有刑诉法第43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辩解，对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被告人辩解成立。 综上所述，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是有申辩功能、补强功能、证据功能等积极意义，其作为法定形式证据所起作用不能忽视，但也不能轻信。由于收集被告人口供，不需要高科技手段，容易收集，侦查机关比较看重此证据，有时难免带来负面影响(消极作用)，这就要求法官办案时对被告人口供的逻辑性、合理性以及攀供内容等进行审查，从而对其证据能力、证据力进行认定。 1999年于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