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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程序不具有审理婚姻效力的“合法资格” ——靠几例“歪打正着”的案件，撑不起婚姻效力纠纷行政诉讼制度的大厦 王礼仁 目前处理婚姻效力纠纷的立法和司法机制在其职能定位、执法权力配置、诉讼路径选择等方面均存在明显错误。一是行政权与司法权混淆；二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混淆；三是部门之间职能混淆。解决婚姻效力纠纷的部门重叠，职能交叉，既有分工不明，也有分工错误；既有重复交叉，越权越位，又有盲点死角，该管的案件无人管。处理婚姻效力纠纷虽然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三大机制，但由于权力配置不合理，庞大的机构体系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婚姻效力纠纷诉讼难与裁判乱的现象十分严重。对此必须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婚姻效力纠纷管辖权应当再分配。要进一步优化执法资源，整合执法机关，消除诉讼岔路，建立直达诉讼专线，以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方便当事人诉讼。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彻底废除婚姻效力纠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凡涉及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的案件，统一由法院主管，按民事程序处理。对此，我在《反婚姻诉讼分裂法》一文有论述。[1] 这里不再赘述。 但行政诉讼这种判决一直在延续。今天（2013年10月24日）《人民法院报》还 刊登了《法院对离婚登记行政案件应遵循的审查原则——河南南阳中院判决唐某诉内乡民政局离婚登记行政案》（“案例指导”）一文，该文肯定了一、二审法院撤销限制行为人离婚证的判决。[2] 这个案件的实体处理与程序均有问题。即使没有问题，靠几例“歪打正着”的案件，也撑不起婚姻效力纠纷行政诉讼制度的大厦。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瑕疵婚姻被强行通过行政诉讼撤销了，有人便据此认为行政诉讼可以解决瑕疵婚姻，并加以论证和推广。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是“一案障目”。且不说其受理和撤销婚姻是否正确或符合法律，假设所受理和撤销的某一婚姻没有法律障碍，那也仅仅是一种巧合，属于“歪打正着”。因为所谓行政诉讼可以解决瑕疵婚姻效力纠纷，往往具有偶然性，即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才有可能。这些特殊条件至少有： 第一，婚姻登记机关必须存在过错或违法。如果婚姻登记机关不存在过错或违法，将这样的案件作为行政案件，登记机关则成为“无责被告”。这样的行政审判显然偏离了行政诉讼的宗旨，丧失了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机关的意义。 第二，没有超过行政诉讼时效。如果超过行政诉讼期限，行政诉讼则无法受理。 第三，婚姻登记违法行为属于足以否认其婚姻效力的情形。如果违法行为不足以否认其婚姻效力，行政诉讼既要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有效，其判决功能难以实现。 第四，不存在与之相关的其他婚姻形态需要同时确认的情形。如果在同一婚姻中存在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两种交叉形态，撤销登记婚姻时，需要对事实婚姻进行确认；或者登记离婚后一方再婚，是否撤销离婚登记，则需要对再婚是否善意进行判断后才能决定时，对此，行政诉讼则不具有这种功能，根本无法承载此类诉讼案件。 第五，不存在民政机关拒不举证、拒不到庭等情形。如果存在民政机关拒不举证、拒不到庭情形，按照行政诉讼的有关规定，则将直接认定婚姻登记缺乏根据而撤销登记。这将会导致不应当撤销的婚姻被撤销。 然而，在婚姻登记瑕疵案件中，同时具备上述几种情形的案件并不多。从整体案例看，有90%以上的行政登记机关尽到了法定注意义务，并不存在过错或违法行为；有95%以上的超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时效；有80%以上的婚姻瑕疵，不影响婚姻效力；在瑕疵婚姻中，不乏有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交叉并存、登记离婚后再婚的现象；民政机关拒不举证、拒不到庭的情形也时有发生。那么，在上述登记机关无过错等诸多情形中都无法通过行政诉讼解决，或者行政诉讼无法解决。可见，行政诉讼解决瑕疵婚姻具有偶然性、局限性、有限性、不彻底性、不合法性。 作为解决某一具体纠纷的诉讼机制，不仅要与其性质相符，而且必须适用于某类纠纷的全部情形，具有普遍适用价值或指导意义。瑕疵婚姻行政诉讼不仅与其性质不合，而且只能适用少数特殊情形，这样的诉讼机制或制度，显然无法承载或完成其应有的诉讼使命，不具有担当某一具体纠纷诉讼制度的“合法资格”，不符合一项诉讼制度存在的价值，不能成为解决瑕疵婚姻纠纷的选择机制。 -------------------------------------------------------------------------------- [1]详见《反婚姻诉讼分裂法》北京大学法律信息网： [2] 见《法院对离婚登记行政案件应遵循的审查原则——河南南阳中院判决唐某诉内乡民政局离婚登记行政案》，载2013年10月24日《人民法院报》（案例指导）。这篇文章观点的问题很多，这里只就撤销限制行为人协议离婚这一个实体问题进行讨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