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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司法政策的提出以及沈德咏大法官对该政策所作的诠释，有助于促使宪法法律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与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大法官于《政法论坛》发表了长文《论严格司法》，对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严格司法政策作了细致而深刻的解读。其中既不乏较以往提法更加符合法治规律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能够更有效引领和指导司法实践的良言上策，彰显出我国司法政策的时代嬗变以及国家治理方式的历史转型。 传统中国社会的司法，不仅强调法官要服从法律，还要考虑法律之外的诸多因素，如政治、道德、情理、民意，等等。这或许与彼时社会矛盾多元、冲突多发的特定历史时期不无关系，但也更可能是因严格规则主义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长久缺席。“夫权者，适一时之变，非悠久之用”，传统中国社会形成的法律工具主义、权变哲学以及向来圆融变通的处事方式，导致了对严格规则主义的内心否定与天然排斥。时至今日，社会公众依然没有完全意识到逾越规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对于法律如此规定实际却是那般操作的现象，不但普通民众习以为常，甚至一些司法人员也不以为怪。这对于法治建设刚刚起步、法律权威尚未牢固树立、法治思维还不曾真正根深蒂固于人心的当下中国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适时地提出严格司法政策，与以往一贯被提及的“公正司法”表述各有侧重。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词改，而晓政策新。语词文字的改动与微调，折射出中央层面宏观司法理念的转变。如果说此前“公正司法”强调的是司法的效果，即法官通过适用法律实现正义，那么而今的“严格司法”则更加关注司法的过程，即法官在追寻正义之前，是否已首先做到了对法律本身的敬畏与尊重。法律是最大的民意，严格司法即是在实现最普遍的正义。在深受古代传统法律文化浸淫的中国，这种政策转变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诚如沈德咏大法官在文章中所言，中央提出严格司法政策不是偶然为之，而是“中央对司法性质和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严”字当头的严格司法政策就是要严格将业已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使纸面上的法律真正成为实践中的法律。申言之，就是不再让法律沦落为人们心中虚而置之、装点门面的花瓶，而是要实实在在地成为中国社会里比人情、关系、潜规则等更能影响乃至主导人们实际思维与行动的力量与准则。这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而言，实在是最为关键，也是最难做到的一点。 应当清醒地看到，在严格司法道路上我们依然有不少障碍需要突破，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法律关系也尚需厘清。以可能剥夺公民生命、自由的刑事案件为例，首先，检察院与法院之间的关系依旧需要摆正，二者还难以真正做到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互相制约”，更多的恐怕还是“互相配合”。对于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概率极低，个中原因虽纷繁复杂，但不能排除某些法律之外的因素在暗自发挥着作用。其次，律师与法庭之间的关系仍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据笔者耳闻目睹的经历，打断律师发言、限制律师发表辩护意见时间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在刑事判决书中能够充分反映律师辩护意见并说明法庭采纳或不采纳理由的情况也并不多见。可以合理预期的是，如果律师不能发挥监督权力、保障权利的职能，不能成为法治进程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那么严格司法必定会大打折扣，甚至变成一句空话。笔者深感严格司法实在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完善与配套改革，以至于难以在短时间内毕其功于一役。 鉴于此现状，沈德咏大法官在文章中比较坦率地提出了一个底线标准，“严格司法的底线标准是切实防范冤假错案”，并指出对权力的司法监督、对权利的司法保障是严格司法的核心价值与司法工作的根本宗旨。近年来，在制度层面，“两个证据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以及新刑事诉讼法相继实施，事实认定标准、定罪量刑标准渐趋明确而统一；在观念层面，严格落实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疑罪从无、罪刑法定等法律原则的要求被反复强调，“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人心。可以说，在防范冤假错案问题上，我们的制度建设与意识培养确实有了一些可观的进步。 然而，应当引起足够警惕的是，伴随着时代发展和法治进程持续推进，冤假错案的类型可能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所谓的冤假错案，或将不再停留于传统上以张冠李戴式的事实认定层面的冤错案件为主的初级阶段，而是面临因法律体系不够健全完善而导致的法律适用错误等新问题，比以往的情况更为复杂。随着法律体系不断发展完善，一些下位法规定与上位法不符的情形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其中走私、金融、经济等领域的规范性文件较为突出。有关机关有必要严格依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及时予以清理，减少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错误问题。当然这已经不再是司法范畴内的问题，而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深层次问题。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严格司法政策的提出以及沈德咏大法官对该政策所作的诠释，有助于促使宪法法律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与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