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院认为，上诉人张伟斌系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上诉人李彦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且属情节特别严重。 关于原判认定张伟斌收受李彦130万元中的80万元应系借款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张伟斌与李彦于2013年年初相识，李彦得知张伟斌的身份后，多次向张伟斌提出希望能在张伟斌的帮助下承揽到港区的工程项目。所以，其二人并非是多年的、平时即关系密切的朋友，而是具有权钱交易的前提。尽管二上诉人均曾供认该80万元系借款，但李彦同时也供称，“80万元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借款利息和还款日期，张伟斌曾给我说过这个项目钱回来快的话就还我，实际上，我和张认识后，虽然没有具体的施工项目，但也一直说着我在港区承揽项目的事情，张说借这80万元，我之所以借也是出于以后想在港区拓展业务、拉近感情，为以后铺垫，如果下一步真的谈成项目的话，这80万元借款也不会再找张要回来了，谈不成的话我肯定还会找他要，这要看项目进展的情况了。”故可确认该款名为借款，实为行贿、受贿款项的性质。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李彦的行为应构成单位行贿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虽然辩护人在一审和二审审理期间提供多份证据，认为李彦是京卫宏远等三家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人，三家公司的经营由李彦个人决定，其个人银行卡上的钱是公司的钱，涉案的130万元均来源于李彦从其实际控制的三家公司中借支。但尚不能认定李彦构成单位行贿罪，理由是，单位犯罪需要具备两个构成要件，一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意即体现单位的整体意志；二是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本案中，京卫宏远等三家公司系有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公司的意志应当由决策机构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来体现，以区别于个人意志。即便李彦是三家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个人出资成立公司后，该资产即为公司财产，独立的财产是公司具有独立人格的基本前提，所以，李彦个人银行卡上的钱款不能视为公司的财产。证据证明，李彦是以个人名义与中铁七局五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辩方提供的来源于京卫宏远公司记帐凭证显示，李彦先后八次从公司借款共计130万元，但最早一笔的2万元借于2013年10月份，且与李彦供述130万元来源于其个人银行卡不相符，故该书证与涉案金额不具有关联性。综上，李彦的行为不符合单位行贿罪的构成要件，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张伟斌借出国之际向李彦索要30万元，李彦未获得不正当利益，该30万元应予扣除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李彦在侦查阶段多次供述，2014年2月初，滨河西路项目工程已经中标，3、4月份听说张伟斌要去加拿大，为了联络感情，便于更长远的合作，主动到开封张伟斌的老家给张伟斌送了30万元，张伟斌对该事实亦予供认。故该30万元应系行贿款，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原判量刑重的上诉理由，经查，一审法院根据二上诉人的犯罪性质，综合考量二人均具有系自首、初犯、能够积极退赃，张伟斌还具有立功表现等情节，对二上诉人均予减轻处罚，量刑适当。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张伟斌、李彦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