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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本案及相关29个案件的全部事实看，澳新银行上海分行的议付行为并非善意。包括本案所涉信用证在内的共计30单信用证项下均发生了纠纷，而这些信用证项下的议付行均为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因而不应孤立、片面地看待每一单信用证，而是应当结合本案所涉的全部信用证交易所产生的背景、交易的具体情况等综合考察澳新银行上海分行议付行为的性质。首先，史明等人所采用的以“自买自卖”并开立信用证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方案是澳新银行上海分行的职员为其设计的。其次，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在为史明等人在境外注册离岸公司及开设离岸账户的过程中，违反有关银行客户识别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履行客户开户资料面签的手续，放任史明等人冒用严爱国等人的名义为一系列空壳性质的离岸公司开立账户。第三，澳新银行上海分行作为各离岸公司的开户行，理应知晓其客户背景，其同时又与各离岸公司签订了沉默保兑协议，并持续对大量信用证进行议付，其在通知、接受单据时明知委托开证人的联系人同时也是受益人的国内联系人。综合上述情形，可以认定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对基础交易中实际的买方和卖方均为史明等人控制的关联公司是明知的。我国法律虽然并不禁止关联公司之间的国际货物买卖行为，但本案所涉交易并非关联公司之间正常的贸易往来，而是以融资为目的虚构的“自买自卖”，信用证项下重要的单据――仓单在短期内频繁重复流转，明显异常于正常贸易中的交货流程，对于专业银行而言，理应对该异常现象引起足够注意。在受益人短时间内重复提交信用证项下重要的单据――仓单的情况下，其完全能够察觉并应慎重从事，但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却为了获得沉默保兑协议项下的贴现费用，利用信用证独立抽象性原则的保护对此采取放任态度，从而导致信用证欺诈严重后果的发生，史明等人也由此实现了通过虚构基础交易申请开立信用证从而获得巨额融资的目的。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对受益人国内联系人提交的信用证项下的单据进行了审核，并在确认单证相符的情况下向受益人支付了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其审单行为虽然符合UCP600的规定，但由于缺乏真实的基础交易背景，加之有证据证明其职员为史明等人设计了这一融资方案等事实，因此，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澳新银行上海分行直接参与了信用证欺诈，但这并不影响对澳新银行上海分行的议付行为并非善意的认定。对此，一、二审法院的认定正确。本案中，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其系善意议付的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中，开证行已经通过SWIFT系统向澳新银行上海分行明确表示承兑，尽管不符合我国票据法上对于票据承兑应当在票据上明确“承兑”字样的要求，但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认可信用证交易中的国际习惯做法，即认为通过SWIFT电文表示的承兑构成信用证项下有效的付款承诺。也就是说，本案中开证行已经向澳新银行上海分行承诺付款。如果澳新银行上海分行是善意的议付行，即为善意第三人，则其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确立的“信用证欺诈例外的例外”制度获得保护，即便存在信用证欺诈的情况，其亦应当得到开证行的付款。然而，本案中澳新银行上海分行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善意，不属于“信用证欺诈例外的例外”制度保护的范围。本案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的任一情形。因此，一、二审法院判令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并无不当。澳新银行上海分行因此遭受的损失，可以另寻法律途径救济。 综上，澳新银行上海分行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陆效龙 审判员 奚向阳 审判员 杨兴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