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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无证收玉米”而被判刑的内蒙古农民王力军，被法院判决2万元罚金，需种“100亩玉米才能赚回来”。种粮农民这么说，本意是从一斤玉米赚2分钱的微利生意来说的。走村串户收玉米，“一个人拿叉子把玉米放到机器里，脱粒出来装袋，然后拉去粮库”，这种苦，也就王力军这种靠力气做小本生意的人才肯吃。有资质的粮站，当然是坐着不动，任收购的季节怎么排队、哪怕“排三四天才能交上一次”、哪怕“好几千挂车一起排队”。 这些苦，王力军代农民吃了。但真正的苦头是，这一年，赚的不如罚的。从今往后，那些图着少卖一点钱能够把玉米交给王力军代卖给粮站的农民，还得重新去吃排队卖粮的苦头。 有资质的粮站没好好为农民服务，好好为农民服务的王力军却没资质，这是让王力军百思不得其解的郁闷之处。按照现有的粮食收购制度设计的门槛，有资质的粮站属于坐北朝南的“坐收”一方，他们不主动上门收玉米，种玉米的也会送上门来。他们的行为反而是合法的，而奠定他们合法的依据，便是门槛与资质。 王力军也想“合法化”的。但是手续很多是一个方面，关键是“要求有固定的场所、收购点，要有注册资金”，这是一个靠一二分的差价收玉米的普通农民，一辈子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这个实力的，圈一块场子盖一堆仓库在那里稳坐着等农民把玉米送上门来了。 一款粮食收购资质的旧门槛，将粮站与粮农生生地隔开了一条力所不逮的实际距离，也将一个健康市场隔成了垄断市场。表面看来，粮站坐南朝北的位置上高昂着的头颅，构成的是与眼巴巴排着队卖粮的农民之间的求与被求的目光距离，实际上是简政放权的政策与垄断部门之间的执行距离。由此可见，讲了这么多年的简政放权，并没有撬动铁板一块的粮食部门的制度设计门槛；这个“权”，并没有真正放到把玉米卖给国家的农民面前，没有放到粮食收购的市场需求面前，没有放出为农民服务的实际效果来。 在王力军事件上，人们看到的事实是，合不合法，不是以合不合粮农的需求为标准，而是以粮食收购资质的门槛为准绳。哪怕这些玉米最终进的是同一个仓库，哪怕农民对王力军这样的上门收玉米方式再怎么叫好。但它的结果却是——合法的，农民为它服务；倒是不合法的，在为农民服务。 真正应该放在法治的砧板上拷问的，是粮食收购门槛的设限究竟合不合理问题，是简政的快刀为何砍不到粮食征收系统的问题，是放权的“春风”为何不度种粮农民身上的问题，而不是这个替代粮站上门收玉米、挨家挨户减轻农民“卖粮难”的小本生意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