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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红法学博士 据报道，今年有940万考生参加了一年一度的高考，进行这场全国性的智力和体力大比拼。和往年一样，语文考试结束后，各省的作文题甫一公布，立即引来网友们的围观和吐槽，“段子手”们开始恣意地解读，网上网下一片“欢乐”。也难怪，作为每一个走过青春的中国人，谁的记忆中没有一段关于高考的故事，而每一段高考故事中怎么可能没有作文呢？借着这高考的东风，我也想起了自己曾经历过的几次“大考”，倒也每次都和语文或作文相关。 在尘封已久的记忆中，首先“链接”上的是1982年的中考。笔者所在的乡镇不设考点，考试只能到十几里以外的杏花村，而杏花村就是出汾酒的地方。班主任领着我们住在一所小学教室里，硬邦邦的水泥地上铺着麦秸，学生们只能枕着书包和衣而卧。在七月流火的季节里，天热难耐，人又多又挤，蚊子和苍蝇在耳边嗡嗡叫着，同学们还夹杂着些兴奋情绪，晚上自然是久久不能入睡。这样坚持着考了两天，印象中语文是最后一门。平日里，我的语文成绩还不错，考试也不怎么难。做完题，写完作文后，又检查了一遍，还有半个多小时才到交卷的时间。作文题应该是给什么人写一封信，因为老师特别嘱咐不要在信尾出现学校名和自己的名字。可能实在是太疲劳了，做完后我竟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过后和班主任、家长都“汇报”了这个情况，他们都批评我的大意，而我却还沾沾自喜，颇有点儿炫耀的意味。 我中考的目标是汾阳中学，这是一所百年名校。中考成绩出来后，我有些傻眼了，上汾中虽然没问题，却有可能进不了“重点班”。最不可思议的是，自己一向以为没问题的语文，居然只有37分，属于班里倒数第一！接下来的就是父母的责备，说我考试的时候居然还“敢”睡觉。班主任和校长则一再追问我，是不是作文部分不小心写了姓名。经过一番回忆后，我很肯定地说绝对没写，因为如果写了名字的话，就有作弊之嫌，语文应该是0分，绝不会有成绩的。于是大家对这一成绩产生了疑问。尤其是校长，以他对我平时学习情况的了解，认为这个成绩肯定有问题，于是决定以学校的名义向县教育局提出疑义，希望能复查一下试卷。因为有校长的坚持和担保，教育局同意了复查的申请。果然不出所料，原来试卷上的得分明明白白地写着73分，却被誊抄成了37分！这“颠三倒七”的情况，可能也是百年不遇的。 苦读三年后的高考，倒是没什么特别的记忆。因为考点就在自己就读的中学，只不过换了个教室而已。三天的考试就和平日里去上自习一样，发挥既不超常也不异常。作文题是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封信，反映化工厂污染的问题。今天看来，当时的作文题还是很“接地气”的，让学生关注现实，容易找到着手处和着眼点。当然这样写作文时仍然是切记不能写自己的姓名！ 高考成绩出来后，如愿以偿地被山东大学录取。“美中不足”之处是没进了志愿中的中文系或历史系，而是被“调剂”到了法律系。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当时在统一印制的录取通知书中，专业二字前面的空白处，先是用钢笔写了“哲学”，而后又被涂后改成了“法学”。四年之间，这个专业“涂改”事件一直是个谜，直到留校多年后，有一次和校部机关的一位工作人员聊天，得知那一年正是他去山西招的生，而且想起了确有改专业之事。他说原因是我的总成绩虽然低一些，语文分却比较高，尤其作文满分是50分，而我居然考了45分，当时的法律系想要作文分高的学生搞“宣传”，于是就有了“涂改”这一出。想不到我与法律这阴错阳差的“缘分”，竟然也是因为作文！ 后来又经历了两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大考”，身份也从行政人员变成了教师，角色也随之由被人考变成了考别人，相同的是始终和考试有关联。 大人们鼓励高考学子们的话是“考上大学就不必这样用功了”。其实这有很大的误导性。上了大学后还会有期中考或期末考，有四、六级英语考试，有计算机等级证书考试，学法律的还有国家司法考试，大学毕业时会有研究生入学考试，参加工作时会有公务员考试等等。工作多年的法官，又因为司法改革中的员额制而面临“遴选”，本以为“遴选”的方式会有些改变，可从各地的司改试点来看，居然仍然以考试方式为主。当快要退休、满头白发的法官和刚入职不久的年轻法官坐在考场上一起参加“遴选”时，不禁让人感慨：中国人的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接一场的考试！ 说到底，我们确是一个考试大国，几乎很多人的命运都因考试而改变。考试中的一些“偶然”因素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规划，不过很多人的人生规划又是通过考试实现的。考得好总比考不好要有更多的机会，高考也因此而成为与古代科举制一样的“抡才大典”。为出身社会底层的学子们在“拼爹”之外，多少有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高考期间，好多城市都要封闭交通或者关停建筑工地，连那些平日里“扰民”的广场舞大妈们，也能“自觉地”调低音量或者干脆“休息”几天。 谁的青春不高考，谁家的子孙不高考呢！供图/视觉东方（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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