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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窝囊之至、夫纲不振的迟象臣，嘉庆帝颇有怒其不争之恨，认为他没有休掉不守妇道的妻子，迟孙氏淫凶不法，他非但不能约束，反而被妇人所逐出，实在无能无耻，置老父于不顾，更是不孝。他命那彦成抓住迟象臣后，将其提到法场，先责打四十板，再令其亲自观看其妻迟孙氏被斩决的场景，以为“惧内庸夫”之诫。 不过，迟象臣未能及时找到，迟孙氏便先行处斩。一个月后才被找到的迟象臣虽免于法场观刑，但仍被杖责四十板后，才放回家中。一场历时数年之久，迫使皇帝数下谕旨、自食其言的惊天大案，就以此收场。 图准不图审：京控制度的弊端 清代的京控从广义上说有两类：一是各地百姓控诉于在京各衙门，如通政司、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等。二是各地百姓直接向在京或出巡在外的皇帝控诉，主要有“拦舆、叩阍”两种形式。 关于京控的记载，在政局不太稳定的顺治和康熙中前期的《实录》中出现频率较高。康熙年间，由于皇帝经常出巡，所以拦舆、叩阍的事件数量尤多。康熙中后期到乾隆四十年左右，关于京控的内容在《实录》中就很少出现了，七十余年间不过五六条而已。乾隆四十年以后，有关京控的记载越来越频繁，到嘉庆十年左右，已达到每年数条。 京控案件过多成为困扰嘉庆朝的大问题，皇帝和内外大臣开始认真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着手解决。解决的方法无外乎有三：第一，严饬地方官清理积案、勤于政事，减少百姓蒙冤的可能性。第二，要求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等在京“接控”衙门定期、及时上报控案，不许压搁隐瞒。第三则是自己兢兢业业，对京控大案亲阅亲批，指示不断。
按照日本学者寺田浩明的说法，与西方的“正义型审判”不同，清代的审判是一种“伸冤型审判”，“伸冤”是中国传统司法的一大特色。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根据清代的法律，案件无论大小，并无明确的终审制。换言之，一件案子，只要原被双方中的一方认为官府处理不公，自己“蒙冤”，就可以无限次控诉，以求申雪。与此相配合的，是清代对于越诉的处理非常轻微，京控——乃至“告御状”被认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选择，地方官无权阻拦。皇帝作为终极的“青天”，为民做主，是君主合法性和权威性的重要表现，内外官员如果进行阻拦，不但不符合官箴，且会被视为“壅塞圣听”，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然，地方官基于自身考绩的考虑，自然不想境内百姓京控，但从现有的材料上看，受制于技术手段和财政规模，激烈高效的“截访”行为在清代似乎并不普遍。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一方面，京控在清代的法制体系中，确实承担了相当重要的“校正功能”，许多震惊朝野的冤假错案，都是通过京控的方式被揭发出来，并最终大白于天下。但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民间构讼，向有“图准不图审，包准不包赢”之说。即乡间无赖与人有怨，即到各级衙门告状，并买通衙门书吏准状，迫使被告之家四处应付官司，遭吏役敲诈，无论有理无理，三年五载必然倾家荡产。法律对诬告者虽有反坐的条款，但如果原告系老幼妇孺、赤贫之人，最终往往以其无知愚弱为由，不予处罚或从轻处罚。嘉庆皇帝对京控的高度重视，使“图准不图审”的弊端迅速扩大。近京各省的无赖动辄京控诬告，且多以妇女、老人充当原告，规避处罚。地方官如同提线木偶一般，任其辗转诉讼却不到案听审，直至做成钦案，处分贬谪接踵而至。富裕之家尤惯以京控要挟府县官员，使其在办案过程中畏首畏尾；而在省的督抚大员因为屡屡接到从北京发回来的本省京控案件，不断调动擅长审断的府县官员到省城审案，地方正常的司法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官方和民众的司法成本都大幅提升。 事实上，在君主专制，司法、行政一体的清代，官僚系统自上而下实行单向监督，想保留京控制度的正面作用，又降低其负面影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