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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鸿潮看来，治理城市内涝关键是要建立好利益调节机制，在灾害来临前做好风险干预预防，这是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武汉作为湖北的中心城市，一个月内发生三次内涝灾害，并且近年来也是长期反复发生，没有根本解决，就与城市建设有重要的关系”。 关于风险干预预防，林鸿潮提出了两个关系： 首先是中心城市和周边中小型城市、农村的利益机制关系问题。以武汉为例，其作为湖北的政治经济中心，人口众多，工商业发展迅速，一旦发生内涝灾害，人员财产损失严重。“若要在大范围降水时免受或少受内涝灾害，需要周边城市、农村作出一定牺牲，作为武汉地区的分洪区。中心城市的分洪区需要具备无密集人口和无重要工商业经济等条件，这也就会导致缺乏招商引资的机会，从而影响当地GDP的发展。由于没有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许多地区没有动力，并没有执行分洪区职能，该搞建设搞建设，该开发开发。当内涝来袭，城市及周边依旧没有泄洪能力。”林鸿潮说。 “其次是城市自身区域规划建设利益机制问题。城市要减少内涝灾害，要加强区域内水分渗透能力，例如将更多的土地开辟为公园。”林鸿潮告诉记者，以广州市为例，近几年洪水来袭时内涝反复发生，内涝点多集中在新规划的城区。究其原因，正是这些后期规划地区土地珍贵，人口密集，土地规划比例不协调。而老城区内涝并不严重，与其城市土地规划比例合适，城市中穿插公园，容纳人口密度低有密切的关系。城市土地利用关系到建设城市的利益，增加公园面积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减少工商业经济用地，但是这将大大降低内涝发生风险。 除了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林鸿潮表示，我国的早期应急预案确实存在理论性强、程序化现象严重的问题，这些预案难以应对每次灾难的个性化状况。不过，经过长期不断调整，我国应急预案已发展到了第三个版本，面对洪水灾难等常规灾害已经非常完善，已经具备应对的能力。当新型的罕见的特殊灾情出现时，我国应急预案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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