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前沿】法治反腐、文化反腐和科技反腐(2)

第三，法治反腐的文化建设。我认为，不仅法治建设是反腐的治本之道，文化之道同样是反腐的治本之道。如果这个理论是成立的，我们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发达，制度文明、法治文明的重构，更重要的是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的重构与国民性的改造。而改造国民性，需要塑造与现代法治文明相适应的大国国民精神与公民意识，要强调公民的权利意识，更要强调公民的责任意识，如果没有这种公民文化，现代化的国民精神是无从构建的。

所以，没有真正的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没有实现真正的思想解放和现代国民性的改造，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大国崛起，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民族之林就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尊重，风清气正的官场文化与社会文化也不可能真正养成。

看到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在创办宗旨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促进科技反腐的研究与发展，作为全国检察机关科技主管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信息技术中心对此必将产生深厚的共鸣。特别是伴随刘品新教授在我们中心挂职副主任，我们双方的深层次合作大幕将徐徐拉开。为此，我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以数据驱动为导向，深入挖掘职务犯罪案件的数据，为中国当下正在深入推进的反腐败工作提出智慧支持，体现科技反腐的导向。研究中心是跨学科的组合，是“跨境”行为，因此建立大数据的合作框架至关重要。何家弘在发言中提出的科学技术在反腐中的重要作用，我也非常赞成。清廉指数、反腐败的建设性意见等，都需要数据支持。

第二，加强合作，向科技部申请反腐败重大科技项目，在电子数据、侦查领域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科研成果转变为查办职务犯罪的生产力和战斗力。

第三，为反腐败工作搭建一个以移动互联网为依托的媒体平台，要勇于担当，成为反腐败法治研究方面的移动互联网入口和连接器。入口也就是当我们上网找反腐败方面的资讯、产品和服务时，平台成为最优向导、最近的寻找路径。

我提一条建议，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应当加强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一是，需要建立新的文化的理念。我认为，要建立一个新的范畴——“反腐力”。我们从来把生产品、工业品、文化品、艺术品都当做产品对待，但是从来没有把法律当做公共品对待。我认为，法律能给这个社会带来现实的福利，它至少解决四个方面的法律问题，遵守秩序、控制秩序、利用秩序、重分秩序。所以需要在法治文化范围内建立新的范畴。二是，需要考虑法治文化的结构的价值形态、行为模式之间的相互的关系，找到腐败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