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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人案矛盾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可能增加编制，我不赞成。我们的诉讼制度要改革，今后大量的简单案件要简办，认罪认罚从轻处理，简案快办、速裁，每个案件都全套程序开庭，搞不过来。将来，70%到80%的案件要通过简易程序走掉，这需要诉讼制度重大改革，没有这样的重大改革，我们员额制是走不下去的。 北青报：这方面的改革在做了吗？ 陈旭：现在在做，速裁在推进，准备推进认罪认罚从轻处理。像国外的诉辩交易，认罪伏法，检方认可，就不起诉，这起案件就解决了。只要认罪了，到法院一天开三五个庭。 北青报：已经开始探索了吗？ 陈旭：认罪认罚从轻处理今年准备推，中央政法委准备推进这件事。今年会推，今后几年也会加大力度。慢慢配合司法制度改革，既达到法官、检察官员额减少，检察机关内部机构合理，助理增加，又达到司法所需要的公正和效率。 对于员额制改革导致有检察官离职的问题，在陈旭看来，一项重大改革有人员流动很正常，但在上海的改革中，因为未能入额离职的检察官仅有个位数。 关键词·检察官离职 司改导致离职的检察官只是个位数 北青报：员额制改革过程中，好像有不少法官、检察官离职。 陈旭：会有一点。原来每年四十几个，去年六十几个，高了将近二十个。但整体不成为一个倾向，也不成为一个趋势，也没有什么离职风。人数稍微比过去多一点，在这样大改革下也很正常。 离职有的是调到其他机关，有的是去做律师、大公司的法务，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会增加一点数量，我们有“一方退出”的规定——如果检察官的家属在做律师、审计、拍卖的就不能做检察官，有这种情况自己又不想做行政工作的，就得调离，所以数量比原来多一点。 北青报：跟四十几个相比，新增的还是多了一半了。 陈旭：这个没关系，我们几千人呢，总体来说人员比较稳定。大部分是正常离职，真的是大部分正常。 北青报：有没有因为改革没办法进入检察官序列，所以离职的？ 陈旭：没有入员额的走的，我们统计的只有几个，个位数，很少。很多都是正常调动的，调到政法委、政府，这些很正常。 北青报：去年有律师到法院。 陈旭：我们是来了一名学者。我觉得这方面是好事情，但是现在律师不太肯来，因为收入差距的问题。但是律师多来一点是欢迎的，现在他们还不来，再过几年，法官、检察官待遇高了以后，他们可能愿意来。 北青报：之前有声音说，这轮司法改革方案有点闭门造车，没有征求基层法官、检察官的意见。 陈旭：要征求所有人的意见这个不太可能。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听取了意见，特别是实务界的意见听得比较多。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是最清楚的。员额制肯定要搞，不搞不行的；落实司法责任制肯定要搞的，谁办案谁负责；薪酬制度肯定要建立的，检察官、法官的单独系列肯定是建的。 北青报：薪酬制度改革进展如何？ 陈旭：上海的方案中央已经批了。现正在测算，测算以后要考虑做到合理，不可能每个人都50%。因为它是根据一个省的、市的平均工资，检察官加50%，所以最后有些是加了，有些可能会减，不过减的是少数。 北青报：方案大概什么时候出？ 陈旭：我估计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目前正紧锣密鼓地在做。 北青报：司法改革进行了这么久，您如何评价？ 陈旭：原来独立性不够、行政化，检察官、法官的准入台阶比较低、人员素质不是很高、职业生涯比较短，针对这些问题，总体的制度设计在大的方向都是正确的。关键是要坚持下去，比如员额制，今后慢慢要严格起来，不能今天进入员额制办案，明天就又去做行政岗位，这样会把制度破坏了，需要严格管理。 北青报：从您的感受来看， 这一轮司法改革是不是快很多？ 陈旭：当然快了。这次的司法改革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制度的改革，原来是一种工作机制的探索，这一次叫司法体制改革。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查处职务犯罪总数达54249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08.6亿元。作为东南沿海经济大省的广东，过去一年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在数量和类型上又有什么特点？ 关键词·职务犯罪 广东厅级干部贪腐发案依然严重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反腐”依旧是2015年工作报告的关键词之一。广东检察机关去年在查办职务犯罪方面有哪些突破？ 郑红：过去一年，我们广东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过程当中，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受贿、行贿同时查。全年共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2602件、3198人，其中厅级干部52人，县处级干部236人，厅级干部查处数同比上升57.58%，为国家挽回损失6.59亿元。 我们重点查办了一些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和岗位的贪污贿赂犯罪。比如，立案查处贪污、受贿百万元以上案件和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614件，有80%来源于检察机关自行发现和群众举报。 北青报：在你的观察中，去年广东查办的职务犯罪有什么特点？ 郑红：我们注意到，在广东省内，厅级领导干部发案依然严重，权力大、监督弱是他们贪腐数额巨大的主要原因。 比如，一些涉案领导干部边腐边升、边升边腐，反腐高压之下继续腐化，比如省农垦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陈剑峰受贿犯罪就持续长达18年。还有的贪腐官员不但自己犯罪，还带动家人、亲朋一起犯罪，有“家族化”的特征，像深圳市原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受贿案就涉及多名亲属。 与厅官相对的，是一些小官小贪、微犯罪问题。基层小官虽然权力有限，但经常直接经办具体事项，极易利用职务便利吃拿卡要、小贪小占。未来，我们的反腐力度不会减，突出查办工程项目、土地出让、国企改制、扶贫开发、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案件。 北青报：遏制贪官外逃方面，情况有改观吗？ 郑红：有这样一种趋势，涉案行贿人、涉案领导干部亲属向境外转移财产、携款潜逃现象在增多。组织人事部门加强对领导干部出入境的审批管理后，贪官外逃得到一定程度遏制，但有的涉案行贿人、涉案领导干部的亲属慑于形势压力，一有风吹草动，就伺机向境外转移财产或携款潜逃。 今年，我们将针对这些特点，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由于此类案件多涉外，我们也希望和有关国家加强合作，完善司法协助方面的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