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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孩子视角，看不到孩子的需要。我们的法律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缺乏基本的可操作性。比如有专门为孩子起草的预防青少年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更大程度上是两部成年人的宣言书。少年保护这个领域，要尽可能详尽地制定有操作性的法律条款。”皮艺军说。 《今日说法》栏目制片人朱海峰表示，“《今日说法》经常涉足儿童案件报道，不可回避的是，尽管很努力，但在专业上还是留下很多遗憾。在法治媒体里，目前的现状可能差不多，有的更随意，对儿童隐私、儿童权益保护很不足。” “从刑法学角度看一种危害行为是犯罪，认为‘犯罪该罚’。但从犯罪学来说，会说‘犯罪有理’，少年犯罪一定有它的原因存在。孩子关注的是感官的东西，不能直接用理性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行为是非，也不能把成人认为好的东西用灌输的方式传递给孩子。法律上讲的‘特殊保护’要真正弄清楚特殊在哪里，不能混同于成人。”皮艺军说。 媒体职业规范亟须确立 具体到每一个案件报道中，仅仅笼统地要求“维护合法权益”远远起不到效果，需要有可操作性的媒体报道规则来指导 2009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对《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进行了修订，其中对未成年人的相关报道，要求新闻媒体“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注意保护其身心健康”。 苏芸说，具体到每一个案件报道中，仅仅笼统地要求“维护合法权益”，远远起不到效果，需要有可操作性的媒体报道规则来指导。比如性侵儿童报道里，受害情节应该有意识地淡化掉，并不影响事实呈现;还要避免复制和传播对儿童暴力合理化的做法和思想，比如“因为不听话才挨打”“父母都是为孩子好”等等，对儿童实施暴力是不能找借口的。 “媒体报道中常有贴标签的现象，也应引起注意。”苏芸接着说。比如一个孩子出了问题，媒体可能会去挖掘他的家庭原因，如单亲家庭儿童心理是否健全、留守儿童是否缺少关爱、残疾儿童是否身残志坚等等。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希望媒体多去看看这个孩子经历了什么，听他讲自己的故事，不要简单刻板地加一个符号在他身上。 李莹介绍，百色助学性侵案发生后，当地政府发了一个新闻通报，“要求各学校加强对学生的教育，抵制这种诱惑”，“可以看得出，从官方开始就产生误解和偏见。”今年3月，10名未成年少女被诱骗到青海卖淫，案件破获后，“失足少女”“卖淫少女”等词语多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公众对这些孩子留下“为了钱”“不劳而获”的印象。事实上，她们很多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逼迫、利诱、胁迫的。“如何去避免偏见，是媒体的责任。” 谈到法律和规则的操作性，苏芸介绍，全国妇联在参与起草反家暴法中，也用了很大精力让条款更有可操作性，比如家庭暴力中的儿童，如果警方要询问孩子，之前应当做大量工作，把后面可能要参与进来的有关部门的意见汇总成一个提纲，一次问完，同样问题不再重复。询问的地方可设置成家庭式，可以给孩子的一个布偶帮助表示，比如侵害了哪个部位、伤害的轻重程度。“我们希望，此类操作要求在司法解释或相关实施细则中得到体现。” 经过研讨，会议最后形成《媒体报道儿童事件十条规范》，从媒体从业者的理念、报道议题与技巧、采访禁忌等十个方面加以规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