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煽动闹事。精心策划方案，逐渐加入一些不合理、不实际的诉求，教唆工人拒绝通过合法渠道维权，而是以激进方式迫使厂方答应条件。“服务部”骨干成员孟晗、汤欢兴曾经奉曾飞洋之命，冒充工人身份混进谈判现场操纵谈判。闹事过程中，使用微博、微信等将文字报道、现场图片传到网上或发给境外媒体，进一步扩大影响。 －－庆祝总结。每次罢工之后，曾飞洋都要召开大规模的庆祝会议，赞扬工人们“做得非常好，要坚持下去，就是要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出资制作“工运之星”的牌匾交给工人，再让工人在会上隆重地送给他，拍照留念发到网上，对外宣称这是“工人们自发自愿的”。 一些罢工现场的视频画面显示，曾飞洋组织带领工人们高呼口号，不断煽动工人情绪，把现场的气氛引向狂热。 “我看了都觉得担心，场面那么乱，人又那么多，大家情绪都那么激动，这样下去很容易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群死群伤。”汤欢兴供述，“其他地方的罢工中就出现过员工跳楼的悲剧，他不可能预料不到这种严重后果。我也劝过他，不要把工人的情绪搞得那么激动，应该稳住局面才利于谈判，但他就是要把场面搞乱，挑动矛盾一步步升级，完全不顾工人的生命安危。” 一些参与了罢工的工人告诉记者，曾飞洋总是说要跟工人们站在一起，让大家“不要怕、往前冲”。可是等现场闹起来之后，曾飞洋总是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找不到人，手机也打不通，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把我们抛弃了。” 每次罢工闹大之后，政府部门都不得不介入平息事端、协调劳资双方谈判。“但曾飞洋都把功劳算到自己头上，跟工人们讲，让政府做是没用的，还是要让我们服务部来做。”汤欢兴说。 除了采取各种手段把自己从“服务者”变成“主导者”以掌握“领导权”，曾飞洋也在不断扩充势力，先后在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等地发展“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等多家分支机构，举办所谓“工人领袖研习班”。曾飞洋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称，“服务部”已成为中国劳工NGO的“黄埔军校”。 警方查明，每次维权活动中，汤欢兴都按要求整理出文字报道和照片交给曾飞洋。曾飞洋迅速把文字照片提供给境外媒体，并频频接受采访，主动“爆料”各种“负面信息”。这些境外媒体在报道中将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升级、夸大，歪曲成工人与中国政府的矛盾冲突，借机抹黑中国国家形象、攻击中国社会制度。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性质完全变了。”汤欢兴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提高服务部和他本人的知名度，获得更多境外组织的关注和资助，却远远超出依法维权的范畴，越过了道德底线。” “工运之星”的真面目 “曾飞洋犹如一个兵蚁，更似一个将军。他在社会丧失痛感的地方坚守疼痛，在法律屡屡失守的地方修复公平。他在残肢断臂的人群中，用不懈的付出寻找生命的完美。他是时代稳固的基石。”对外，曾飞洋把自己包装成这样一种形象。 根据“服务部”网站资料及曾飞洋自己的说法，他1974年出生于广东番禺，1996年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法律系大专班，毕业后到南雄市司法局工作。不到一年，曾飞洋就跳槽到一家律师事务所。曾飞洋如此解释辞职理由：“每天喝茶看报纸，太清闲了。” 警方调查却显示出完全不同的经历：曾飞洋连名字都是假的。他真名曾庆辉，广东南雄人，在广州读中专时因嫖娼被学校开除；回到原籍后，以自己的城市户口为条件，与一名叫曾飞洋的农业户口同乡对换身份，并以曾飞洋的身份参加高考，此后一直冒用曾飞洋的姓名（为便于表述，下文继续称其“曾飞洋”）；在南雄市司法局工作期间，长期纠缠有夫之妇，因侮辱妇女被行政拘留15天，不得不辞职。 警方掌握的情况还显示，曾飞洋1998年加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2002年起成为该组织负责人，与一些境外组织和外国驻华使领馆长期保持联系密切，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在境外资金的支持下长期从事“劳工运动”，并以向境外提供中国的“劳工运动”情况报告作为条件。 境外组织一般先把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曾飞洋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转入自己的境内账户。经初步查实，2008年以来，仅其中两个银行账户接受的境外资金就超过500万元人民币。同时，警方从曾飞洋办公室和家中搜查出大量中国劳工运动报告、反动书刊培训资料、口号标语，以及他本人在国外参加罢工的照片等，“足足装了十几麻袋”。 “每插手一起劳工纠纷，曾飞洋在劳工维权界的地位和声望就更大，骗取工人们对他的信任就更深，换取境外组织资助他的筹码就更重。”办案民警表示，加之曾飞洋想方设法地在媒体上频频亮相、接受采访，名气飞速积攒，为他带来众多追随者。 今年49岁的蔡娇就是曾飞洋曾经的追随者之一。1998年8月，在一篇报道中得知曾飞洋其人其事后，蔡娇慕名而来，在“服务部”做志愿者；2005年12月至2006年8月，任“服务部”出纳，负责一些财务账目。 如今，蔡娇却是对曾飞洋涉嫌犯罪的长期举报者之一。2007年起，他向有关部门多次实名举报，曾飞洋接受来历不明的境外资金资助，非法侵占财物、偷税漏税等。 “作为一个公益组织，账目应当公开透明，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内部或者向社会公开过。”蔡娇说，“服务部”财务管理极其混乱，维持日常运作的钱，都是境外组织打给曾飞洋个人，曾飞洋再拿给他，“具体是哪些境外组织、具体给多少钱，我们谁都不知道。” 曾飞洋购买牙膏、牙刷、洗发水等个人用品的小票，以及一些没有实际发生的费用，都拿回“服务部”让蔡娇报销。在蔡娇多次拒绝配合后，曾飞洋将蔡娇排挤出“服务部”。 现任会计蒙某也证实曾飞洋多次指使虚开票据充账，骗取境外资金。“曾飞洋给我多少单据，我就录入多少单据，但有的单据是没有签名的。”蒙某说，“基本上每次帮工人讨薪成功后，都要举行庆功宴。有的时候我也奇怪，过期了的餐费也有。” 蔡娇透露，自己从始至终都没有与“服务部”签订劳动合同，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员工还被拖欠社保。为此，蔡娇将曾飞洋告上法院并胜诉。“一个连自己员工的权益都不维护的人，怎么会真正关心劳工维权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