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乏行业强制性监管标准和赔偿责任的前提下,只能期待用工单位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但户外工作者对于雾霾的认识还很不到位。”叶明欣表示,关注雾霾问题的更多是中等收入人群,对于从事基层户外工作的人群来说,生存仍是第一位的。 “应对雾霾,应推动公众参与,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科普以明确认知,激活社会各界对雾霾的交流讨论和关注,完善法律机制,将雾霾对人身的伤害提高到劳动保护层面。”叶明欣提议。 面对雾霾,不能长期“靠天吃饭” 12月10日,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李燕(化名)中午专程赶回家为儿子做饭,这是中小学因雾霾而停课的第三天,从12月11日开始,她就可以松一口气,因为伴随着红色预警的解除,学生们又开始恢复正常的校园生活。 李燕的多数同事也和她作出了一样的选择。他们一方面感觉到,在北京市发布的红色预警里,自己和家庭对于空气污染问题的认识逐渐明晰。另一方面,她们开始担忧,恶劣天气里,家长们多数还要上班,孩子放在家中谁来看管?而且,即使不上学留在家里,如果没有空气净化器,“室内的空气又会比室外好多少?” 雾霾给人们带来的变化,不仅是生活节奏被打乱,也让人们行动起来。11月末第一轮雾霾的侵袭过后,一些学校便有家长联合出资,为班级添置空气净化器的,“日后遇到类似情况,也可以加强保护。” “近年来,本市不断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力度,通过采取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等措施,持续改善了首都空气环境质量。但是,目前污染物排放总量仍然超过环境容量,在极端不利气象条件下容易引发空气重污染。”今年3月16日,北京市政府印发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中这样表示。 “雾霾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半常态了,不再是简单的偶然现象,长年累月之后再去采取措施,只能是亡羊补牢。”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京慰说。他建议,应该仔细评估极端污染状况下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了解他们受到的损害应该怎么样去预防、保护,力争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减轻。 梁智表示,历史上,伦敦与东京在工业发展进程中也经历过雾霾的侵袭,把碳排放量高的企业都关掉并不现实,但是对一些劳动密集型、生产率低、碳排放量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必须加强治理。 “面对雾霾,不能长久地‘靠天吃饭’。”梁智说,科技如何投入到预防和抵制污染方面,值得社会各界共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