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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的只是有罪供述部分的录像，我爸看上去很没精神，几次都在打瞌睡，说着说着头就低下去了。”洪冬华说：“在该录像中，我还看到，我爸说到一个黑色塑料袋，旁边书记员提醒他‘上次不是说了，是红色塑料袋啊’？感觉一直有旁边人在提醒他。” 家属的质疑至今没有解开。那么，在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缺失的前提下，漳浦县法院是如何认定洪和维罪名成立的呢？ 查看漳浦县人民法院作出的两份判决书不难发现，可以直接认定行贿、受贿事实成立的，只有行贿人即“证人何松辉的证言及同步录音、录像”，以及“被告人洪和维在被立案侦查前的陈述、在侦查阶段的多次供述及同步录音、录像”（同步录音、录像指讯问期间的录音、录像。——记者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实务界人士将其称为“最低证据证明程度”。 “（如果此案）只有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口供作印证，其他证据中没有能够直接证明受贿事实的部分，证据就太薄弱了，会导致该案的受贿认定存在较大争议。现有证据能够达到认定其罪名成立的最基本条件，但不能属于‘确实、充分’，特别是被告人的口供存在反复的情况下。”该法律界人士如此解释。 11月25日，漳浦县法院通过其新闻发言人杨一波（音）对本报深度调查组回复称：“该案件一审、二审都已经结束，相关的法律文书都可在网上查到，原来的案件经办人现在出差，不在当地。” 早在2013年10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相关负责人曾表示，要逐步改变“过分依赖口供”等传统办案方式，着力提升收集客观证据、依法运用现有各种证据材料侦查破案的水平。 反观本案，“过分依赖口供”非常明显。 是警察？还是检察官？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该案中两位办案人员的真实身份更令人疑惑不已。 一份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31日的“漳浦县公安局拘留证”上，明确写道“我局侦查人员陈赞友、陈剑锋对犯罪嫌疑人洪和维执行拘留”。拘留证盖有时任漳浦县公安局局长林顺德的人名章和漳浦县公安局的公章。同一天，陈赞友的名字又出现在检察院一份提请立案报告书的承办人一栏里。 蹊跷的是，漳浦县检察院最初受理这起案件的《初查呈批表》中也写道：承办人“王惠明、陈赞友”于2011年7月18日“建议进行初查”。另外，在漳浦县检察院随后对该案的一系列调查材料（包括讯问笔录、提请立案报告、告知证人书等）中，均多次出现“陈赞友和陈剑锋”这两个名字。 记者在漳浦当地调查采访时，有漳浦县检察院工作人员透露，陈赞友和陈剑锋目前在该院工作。 倘若此二人实为漳浦县检察院工作人员，那么漳浦县公安局开具的有两人姓名的拘留证就涉嫌违法。“这就会导致刑事强制措施违法，进而导致拘留后的取证过程缺乏合法基础。在此基础上的有罪供述，即便内容再正确，也应考虑排除掉。”前述法律实务界人士表示。 那么，漳浦县法院是否也发现了这一蹊跷之处呢？本报深度调查组向漳浦县人民法院提出了此疑问，截至发稿时，未得到明确答复。 吊诡之处不仅于此，漳浦县检察院作出的《侦查终结报告》里，还出现了一个更怪的现象。 这份报告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10月20日，然而在报告中却出现了这样一句话：“2012年10月23日犯罪嫌疑人洪和维翻供，不承认收受何松辉送款。” 对于如此未卜先知的法律文书，洪和维的家人表示，这让他们无法认可该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对此，漳浦县检察院亦没有明确答复。 “讯问笔录里面说，何松辉多次到我家给洪和维、也就是我爸送钱，都是我爸一个人在家……”洪冬华说，这显然缺乏证明力。漳浦县法院庭审时，何松辉本人也并没有出庭作证。 这样一起案情并不复杂的案件，为什么竟出现多处遭人质疑的地方，引人深思。 如今，虽然洪和维已经开始服刑，可是他和他的家人始终没搞清楚：当初的办案人员究竟来自公安局还是检察院？ 法制网深度调查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