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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医生和患者站在同一部电梯里,互相之间却不理解、不信任。”在医院十楼手术室门口,站在记者面前的钱华一脸倦容,他说,医生培养周期比别的职业长很多,工作的辛苦程度也要高很多,但大多数病人,仅仅将医生看作一部精密运行的仪器,他们不能出错,也没有理由倦怠。 苗刚的“下海”,让钱华有了第二位师傅谷滔。但到了中午时分,记者仍没有等到这位师傅现身。 钱华向记者介绍了谷滔一天的时间安排: 前一天早上8点开始工作的,共做了5台手术,在值了24小时的班后,“不幸”又排到当天下午3台手术。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连续工作30个小时以上、做完8台手术后才能回家吃饭休息。 “别担心,手术台上精神高度集中,绝对不会犯困的。”面对记者的惊愕,谷滔本能地补充了这样一句话。 中午12点,谷滔终于坐在了记者面前,他强打着精神,眼皮却在打架。 “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当医生的学历门槛是博士,一般学习时间需要10年,‘小医生’们的年龄一般在30岁出头,月收入只有几千元。”谷滔说,“刚工作那几年去参加了几次高中同学聚会,后来都不愿意去了。人家讨论买房买车,晋升仕途,我却拿着可怜的收入值夜班、读书、考试。‘小医生’看似已经进入职场,实际上生活内容跟在大学里读书时差不多,他们除了白天上班,晚上、休息日还要看书、进修、准备各种考试。” 培养周期长、职业风险高、工作强度大、工资待遇低……这是我国医生普遍面临的执业现状。近年来,关于医生猝死的报道屡见报端。“医生猝死实际上就是由于工作强度过大而导致的。”北京大学卫生法学教研室主任王岳说,强度过大自然会降低医生的职业幸福感,也自然会使得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矛盾增多。除了薪酬问题,工作强度是目前亟待扭转的一大问题。 “目前我国存在一个很反常的现象,就是数量很少的医院承担着很重的医疗服务任务,而数量巨大的基层医院却闲着没事干,国内有学者研究,60%至70%在三甲医院挂号的病人是不需要在三甲医院看病的,都应该在基层看病。”王岳向记者分析说,“高强度工作肯定会直接影响医生的态度。我们说最好的沟通不是说话而是倾听,而现在在有些诊室,别说说话了,连倾听的时间都没有,这个必须要从制度上去杜绝。” 王岳告诉记者,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证明,医疗纠纷高发与医务人员工作强度存在直接关系,如果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医务人员工作强度过大的事实,医疗纠纷很难彻底解决。 因此,王岳建议《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送审稿)》建立我国医务人员最高工作强度制度,并明确医疗机构违反这一制度的法律责任。 “比如中央可以评估并制定各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工作强度具体量化指标,引导患者合理分流,严禁医疗机构出现超负荷、超工作强度现象。医务人员发现医疗机构存在超负荷、超工作强度的现象,有权通过工会、行会或卫生行政部门投诉,并寻求改善。”王岳建议,违反上述规定的医疗机构,可以责令其相关科室停止执业活动,甚至可以给予高额度的罚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