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良性的市场是不是就是放任不管的市场?要管就要有方法、有手段、有门槛。设置门槛是一种方法、约束,也是一种保护,这是请大家共同来保护。”刘小明认为,从新旧业态上看,传统的巡游出租车和专车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状态,改革就是要充分考虑如何用“互联网+”的技术,来改造传统业态,如何通过新业态的增量带动传统业态的一些改革。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总工程师何霞认为,在专车监管问题上,既要考虑传统出租车公司,又要考虑网约车,还要考虑消费者。 “政府能不能做一些试点,比如说像上海那样的尝试。在一些城市先发几个网约车牌照,牌照在车辆性质上不需要有过严的限制,试半年到一年,看看最后是什么效果,这个市场是不是能自动调节相关主体的关系。” 在放松限制的同时,何霞建议,政府再在几个省市进行严格的牌照限制,相互比对两种监管模式的发展,做市场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政策到底怎么定。 苏奎认为,政府在专车监管上要考虑到各个地方的能力不一样。“比较合适的方式应该是中央搭一个大框架,然后地方进行试点,有多样的监管方式。”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强调,中国的城市差别很大,各个地方不可能是一个交通模式,不存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出租车市场,交通部在制定监管规则时要利用大国优势,让地方先做实验。社会各界在新事物上有分歧十分正常,应该利用网络进行新探索,抓住重点,让高速城市化当中的出行变得容易,探索一个中国的、低碳的、方便的、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方式。 “在这个过程当中,非正规的,有弹性的,不管价格的网络约车公司,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也许可以解决掉一百多年来出租车没有解决的问题。”周其仁说。 |